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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政府在中外合作办学发展中角色扮演 　　[摘要]中外合作办学从作为中国教育事业的补充到中国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政府对中外合作办学从怀疑和观望到认可和重视，反映了政府在中外合作办学发展中的角色的转变。从管理者、监督者、支持者和引导者这四个不同的角色分析政府如何发挥其在中外合作办学发展中的作用。 　　[关键词]中外合作办学；政府；角色扮演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634(2011)05-0014-04 　　随着中外合作办学的不断规范发展，越来越多的问题在中外合作办学相关条例实施过程中凸显出来，有些甚至背离了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初衷，严重影响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教育的市场秩序。政府作为中外合作办学发展中的最大利益相关者之一，在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中外合作办学发展中的一系列的问题，尤其是质量问题，足以说明政府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政府在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过程中不应只作为管理者和监督者，在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政策之后，就可以高枕无忧，同时也应该扮演好引导者和支持者的角色。 　　经历了由法规的相对空白混乱到逐渐的秩序井然，在这其中政府监管的主导作用毋庸置疑。 　　1管理者 　　中外合作办学属于公益性事业，是中国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中外合作办学的公益性决定了政府要作为管理者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决定着中外合作办学能否真正引进优质教育资源，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推动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1.1 立法――细化完善法规 　　1）明确各职能部门在中外合作办学发展中的职责。部分离不开整体，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离不开政府各个部门的配合，但是在办学实践中由于缺少相关职能部门的对口政策，以至于出现政出多门，相互推诿的现象，加大了中外合作办学者顺利办学的难度。比如，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是中国内地与港澳台合作办学，是中国教育部直接审批并委托省人民政府进行管理，办学需参照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但又不完全按照此规定执行。但是由于法规不明晰，配套政策不完善，具体操作流程不明晰，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比如在基建项目审批时，就发生了发改局与外贸局之间因文件规定不清，相互推诿，各执一词，最终采用“特事特办原则”，延误工期大半年之久，险些延误开学，增加建设成本[1]。 　　2 ）界定优质教育资源的标准，设定课程准入标准和细则。中外合作办学的核心是引进优质教育资源，优质教育资源的核心在于课程，但是这个优质的标准如何界定，课程的准入细则是什么，国家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和规定，致使引进的教育资源良莠不齐。正如澳大利亚的专家George Brown指出：“中国正成为全球‘野鸡大学’的富矿；美国教育评论专家Chip也透露这样一条信息：在美国，有100多个假认证协会，他们正积极向亚洲市场，特别是中国市场进军。”同时一些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或者机构办学的规模偏小，办学的条件比较差。比如，课程的引进要么是全盘西化，造成在中国的水土不服，要么是从国内同类同层次院校培养计划改造而来的“贴牌教育”；没有稳定的专职教师队伍，教师流动性大，外方教师比例偏少；教学管理队伍松散，素质不高。政府在立法时，应当明确细致的界定优质教育资源的标准，并设定课程准入的标准和细则。 　　3）进一步细化对各种优惠政策的标准。政府对中外合作办学的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奖惩、税收优惠、信贷优惠、专项资金的资助等方面，但是，目前政府对提供优惠的义务主体、优惠的适用范围和标准、资助的对象范围、资助的标准等一系列的问题都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给优惠政策的落实增加了难度。 　　4）招生、收费和证书颁发相关的管理。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指出，根据前一阶段开展信息注册工作的情况，发现部分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存在超出审批机关批准的招生计划人数招生、自行更换招生专业或者增设颁发境外学历学位专业、自行增发境外学历学位证书等问题。还有个别单位未依法取得中外合作办学资格，违规招收颁发境外学历学位证书的学生[2]。非法招生、计划外招生、违规颁发学历学位的现象屡禁不止，正是因为相关法律条文的缺失。 　　对于中外合作办学的收费，《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仅仅是要求“依照国家有关政府定价的规定确定并公布”，并没有出台具体的管理办法。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中外合作办学在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上没有可以依据的具体的法律法规，导致目前中外合作办学在收费方面依旧比较混乱。 　　针对政府的认证，目前教育部还在积极筹建本科以上层次中外合作办学颁发境外学历学位证书认证注册信息库，已完成2008年9月以来20家机构和68个项目，共计14553名学生境外学历学位证书认证注册工作[2]。但是，那些为了扩大招生规模进行中外合作办学的高校，往往降低入学录取成绩，甚至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