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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关联性思考 　　摘要：在诉讼活动中对两个事实之间有无联系、联系程度的最终确认，与认识主体的认知过程直接相关。通过证据立法对关联性作出明确的界定存在着巨大的技术障碍，而企图从理论上对关联性制定明确的标准则是迄今为止未能实现的愿望。但将抽象的属性尽可能细化，对司法实践却有着重要的参照价值。一个具体的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联性，应当被理解为六个字：内在、客观、必然，即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应该具有内在的、客观的、必然的联系。 　　关键词：证据； 关联性； 内在； 客观； 必然 　　中图分类号：D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07)02-0132-03 　　 　　一 　　 　　在证据的属性中，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联性，是一个已知事实与未知事实之间唯一的连结点，是这个已知事实能够成为那个未知事实的证据的首要因素。因此，在有些学者看来，证据其实仅有一个自然属性：关联性。对此，笔者虽不敢苟同，但应当承认，证据的关联性的确是证据一个非常关键的自然属性，它与客观性交织在一起，决定着一个成为了证据的已知事实，对案件事实证明作用的大小。即一个证据的证明力之有无、大小，直接取决于该证据本身的客观性、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联性以及这种关联的客观性、紧密性。 　　证据的关联性在我国传统证据学说中，被作为证据的基本属性之一，但在近年来的证据学教材和专著中，经常被认为，“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与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法律性有着密切联系，或者其本身就表明了证据所具有的上述属性”，[1]在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法中，“证据的关联性和可采性，是证据能力的两项重要的判明标准，大量的司法判例确定了有关证据关联性与可采性的证据规则。”[2]因此，关联性被认为是证据之证据能力的决定因素。但在笔者看来，证据的关联性更多的决定了证据的证明力，关联性是决定一个已知事实成为一个未知事实(待证事实)证明依据的前提条件，只要这个已知事实与未知事实之间有关联，它就具有了证明力。但一个具有证明力的证据，如果不符合法律的具体要求，就有可能不具备证据能力。所以，证据的证明力先于证据能力存在，是证据的关联性直接决定了证据的证明力，而间接地决定了证据能力。 　　关于对证据关联性的具体理解，在各国的证据理论中有不同的解释，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形成不同的看法。美国证据规则对关联性的解释是“证据具有的某种倾向，使决定某项在诉讼中待确认的争议的事实的存在比没有该项证据时更有可能或更无可能。”[3]英国学者认为，关联性是两.个事实“按照事物的通常进程，其中一项事实本身或与其他事实相互联系，能大体证明另一事实在过去、现在或将来的存在或不存在”的相互关系。[4]日本学者则将关联性定义为“证据与诉因之间的密切关系”，[5]或“证据对其所要求证明的事实具有的必要的最小限度的证明能力。”[6]我国台湾学者陈朴生认为，所谓关联性是指“就要证事实具有可推测其存在或不存在之可能的关系。该项可以推测的事实既经特定，则可供推测资料的事实范围，也随之而特定。如其资料不足以供推测应推理之特定之所用的，即无关联性。”[7]我国学者则多将关联性解释为，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有“客观的联系”，[8]或者有“必然的、内在的联系。”[9]但如何理解“客观”、“必然”、“内在”的联系，鲜有人提及。 　　笔者认为，一个具体的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联性，就应当被理解为这六个字：内在、客观、必然，即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应该具有内在的、客观的、必然的联系。这六个字的字面意思十分好解，但要上升到人的认知活动以及法律对这种活动进行技术规范的高度来认识，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两个事实之间的联系程度，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哲学范畴的问题，它与人的认识活动直接相关。涉及到认识论，往往问题就复杂化了。抛开认识论，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应该是一种严密的逻辑联系。而“所谓的逻辑关系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和一般的认识标准，通过证据立法对关联性作出明确的界定存在着巨大的技术障碍，而企图从理论上对关联性制定明确的标准则是迄今为止未能实现的愿望。”[10]所以，本文主要围绕这六个字来做分析和论证，以期将抽象的表述，尽可能的具体化。 　　 　　二 　　 　　所谓内在的联系，即一个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存在某种关系，无论这种关系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也无论这种关系远近强弱，证据发出的信息，总能够在案件事实中找到联结点。这种联系的形式可能是多样化的，有因果联系、时间联系、空间联系、偶然联系、必然联系、直接联系、间接联系、肯定联系、否定联系等等，但无论是怎样的联系，证据事实总能够解释案件事实中的某一点，而这一点是案件中事实部分或者程序部分中的一个环节或者细节。具体而言，内在的联系，肯定抛弃了表面的、对案件事实认定毫无意义的东西。它只产生于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