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宋人对陶渊明及陶诗平淡风格重新解读 .docVIP

评宋人对陶渊明及陶诗平淡风格重新解读 　　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宋人对陶渊明及陶诗平淡风格与前人看法的相异之处，并探求了其中的原因。 　　[关键词]宋代诗学；陶渊明；平淡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２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０６）０３－００８９－０５ 　　王顺娣（１９７８―），女，江西婺源人，南京大学２００３级中文系文艺学博士生，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９３） 　　 　　 　　钱钟书《谈艺录》指出：“渊明文名，至宋而极。永叔推《归去来辞》为晋文独一；东坡和陶，称为曹、刘、鲍、谢、李、杜所不及。自是厥后，说诗者几于万口同声，翕然无间。”[１]可以说，宋代诗坛上兴起了前所未有的崇尚陶渊明及其诗歌的热潮。与前人相比，宋人对陶渊明的性格及其平淡诗风有着不同的看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宋人眼中的陶渊明不再仅仅是个隐逸高士，在思想上单纯地接受道家影响，而是以道禅为主，并融合儒家思想，具有复杂的性格；二、在宋人看来，陶诗的“平淡”不再是质朴、古拙的意思，而是指质朴与绮丽等矛盾双方对立统一产生的审美张力，具有新的美学内涵；三、宋人认为，陶诗的“平淡”不再仅仅作为风格学范畴，而是成为他们走出唐诗阴影的一条新路，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和历史地位。 　　 　　一 　　 　　钟嵘《诗品?宋征士陶潜》曰：“每观其文，想其人德。”[２]意思是说每次观阅陶渊明的诗，就会想到他的为人品德。可见，古人总喜欢将诗品与人品结合起来看，所谓“文如其人”。宋人也是如此，他们对陶诗的认识很大程度就是建立在对其人品、性格仰慕的基础上，如苏轼《与苏辙书》云：“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如其为人，实有感焉。”[３]说到古人的人品、性格，又不得不提到中国古代思想的两大源头──儒家与道家的重要影响。毫无疑义，对于“归于田园”的诗人陶渊明，前人一般认为他接受的是道家的出世精神和自然无为思想，例如：钟嵘称其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２]萧统《陶渊明集序》）赞其“论怀抱则旷而且真”；[４]孟浩然有诗云：“歌逢彭泽令，归赏故园间”、“我爱陶家趣，园林无俗情。”[５]但是，宋人看法与此不同。 　　首先，宋人认为陶渊明汲取了佛道思想的精华，因而他不再是单纯的出世，而是融出世与入世于一身，体现出更为通脱、超越的思想。例如： 　　惟渊明则不然，观其贫士，责子也其他所作，当忧则忧，遇喜则喜，忽然忧乐两忘，则随所遇而皆适，未尝有择于其间，所谓超世遗物者，要当如是而后可也。（蔡启《蔡宽夫诗话》）[６] 　　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苏轼《书李简夫诗集后》）[３] 　　东坡每曰：“古人所贵者，贵其真。陶渊明耻为五斗米屈于乡里小儿，弃官去归。久之，复游城郭，偶有羡于华轩”。（惠洪《冷斋夜话》）[７] 　　（王荆公）既以丘壑存心，则外物去来，任之可也，何惊猜之有，是知此老胸中尚蒂芥也。如陶渊明则不然，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然则寄心于远，则虽在人境，而车马亦不能喧之。心有蒂芥，则虽擅一壑，而逢车马，亦不免惊猜也。（陈岩肖《庚溪诗话》）[８] 　　渊明正以脱略世故，超然物外为适，顾区区在位者，何足累其心哉？（叶梦得《石林诗话》）[９] 　　在儒释道开始大融合的宋代，道与禅因为都追求心灵世界的超脱、通达而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有人甚至用“庄化了的禅”来形容，因此，许多宋人都会受到道禅思想的双重影响。在宋人眼中的陶渊明形象，既有老庄任逍遥、超然物外的精神，又有佛禅圆融无碍、超越事物对立面的思想意识，在禅道思想的共同作用下，陶渊明“忧乐两忘”、“超世遗物”、“车马亦不能喧之”，而又能“欲仕则仕”、“欲隐则隐”，心中有所怨气时，则“弃官”归于田居，时间长久了，却又羡慕起官职生涯来。仕与隐、出世与入世的界限已然泯灭，不再是二者取一的对立模式。因此，我们认为，这种一任本心自然流露的伟大心态与其说来自于老庄的自然无为，勿宁说源于禅道思想的共同影响更为契合。 　　其次，宋人认为陶渊明还挺立着士人昂扬独立的主体精神，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江山无法统一，战乱频仍，这些使得赵宋王朝自开国以来的歌舞升平、安居乐业就处于一种摇摇欲坠、令人心慌的假象中，从而更加强烈地激起士大夫“以天下为已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如宋初的范仲淹就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感人心声。自然，他们心目中的偶像──陶渊明不可能只是一个归园田居的隐逸高士，而应有干预现实的伟大报负和才能的。例如： 　　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柳子厚晚年诗，极似陶渊明，知诗病者也。（苏轼《题柳子厚诗二首》）[３] 　　渊明非畏枯槁，其所以感叹时化推迁者，盖伤时之急于声利也。（黄彻《蛩溪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