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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与转基因产品相关WTO规则及中国相关立法 　　摘要：随着转基因技术的兴起和转基因产品贸易的发展，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WTO框架下与转基因产品直接相关的协议包括《SPS协议》和《TBT协议》。这两个协议的相关条款在对转基因产品贸易适用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法律问题。改进的办法是拓宽WTO规则，纳入消费者优先原则。另外，我国转基因产品立法也存在不足，需根据WTo规则进一步加以完善。 　　关键词：转基因产品；WTO；SPS；TBT 　　中图分类号：DF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06)04-0107-04 　　 　　转基因产品(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简称GMOS)，是指应用现代生物技术，导入特定的外源基因(包括其他动物、植物、微生物、人工设计合成的基因等)，使动植物获得超过自然选择和人工繁育所得的机能，创造出具有新性状的产品或物种。目前，国际上习惯把转基因生物及其制品统称为GMOS。自20世纪80年代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问世以来，其商业化发展极为迅猛，它的运用范围几乎涵盖了食品生产和加工的所有领域。转基因产品之所以发展迅速，主要在于它可以解决人类面临的食物短缺、能源危机和资源匮乏等问题。因此，转基因产品的国际贸易具有十分广阔的潜在增长空间和发展前景。但另一方面，由于它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潜在风险，为这种现代技术的充分运用投下了阴影。如何在促进转基因技术发展和保护人类免受这种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之间寻求一个恰当的平衡，是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开发GMOS过程中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从法律层面来看，转基因产品引发的法律问题主要涉及食品安全性问题和环境安全性问题。本文结合WTO框架下与转基因产品贸易相关的规则和争端实践，以及我国转基因产品立法，对这两个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WTO规则自产生以来主要调整和规制传统产品(非转基因产品)的贸易。而在转基因技术未改变产品的最终用途和物理特性的情况下，该转基因产品与非转基因产品属于无差别的产品。在各成员方之间进行此转基因产品贸易时，应依WTO协议第一条、第三条适用最惠国待遇或国民待遇，而不能以转基因产品为由给予歧视待遇。因此，在处理转基因产品的贸易问题上，不能笼统地把转基因产品与非基因产品等同，也不能把它们截然对立，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在WTO协议群中，目前尚无专门针对转基因产品的贸易规则，而与之有关的规定主要见于《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议》(以下简称《SPS协议》)，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以下简称《TBT协议》)。 　　(一)《SPS协议》对转基因产品国际贸易的约束及其适用中存在的法律问题 　　《SPS协议》的主要目标是防止各国采取的SPS措施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必要的消极影响和以保护生命或健康之名滥用SPS措施。按照《SPS协议》宗旨，缔约各方有权采取“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在必要时还可以采取限制贸易措施，但这要遵循以下三条基本原则。 　　1．科学证据原则。根据《SPS协议》第2条规定，各成员方要确保任何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是根据科学原理而进行的，如无充分的科学证据，则不得保持(第5条第7款规定的情况除外)。根据该协议第3条规定，既便是各国采取的检疫措施高于国际标准、指南和建议，这些措施也必须以科学为依据。这些规定说明，科学证据是一切卫生检疫措施的首要标准，是检疫规则的基石。尽管，迄今为止，对“科学证据”的含义尚无明确的界定，到具体论证时科学家们的意见也会有分歧，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经大量科学测试与分析得出的结论表明“该检疫措施并非保护人类或动植物生命与健康”所必需，该措施将很难实施。 　　当然，科学证据原则也有例外。《SPS协议》第5条第7款规定，凡科学证据不充分时，成员方仍可根据可获得的有关信息，采取临时卫生检疫措施。所谓“有关信息”，包括来自有关国际组织或其他成员方的卫生检疫信息。与此同时，该成员方还要尽力获取若干补充资料以便在合理期限内对风险评估作出客观评价。《SPS协议》通过这个例外规定，引入了国际环境法中一个用途广泛而又争议颇多的原则――预防原则。 　　预防原则是指“为了保护环境，各国应按照本国的能力，广泛适用预防措施，遇有严重或不可逆转损害的威胁时，不得以缺乏科学的、充分的、确定的证据为理由，延迟采取符合成本效益的措施防止环境恶化。”随着转基因产品日益商业化的趋势，该原则在转基因产品贸易领域得到了充分地诠释与发展，凸现了各国对生物安全及健康的关注，折射出当今社会必需的人文关怀理念。从《SPS协议》的规定来看，在WTO体制下，预防原则的适用受到“科学证据”条件的限制。但与此同时，《SPS协议》也促进了该原则的发展，即它要求采取预防措施的依据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