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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能力证明力位阶所反映法律价值观 　　摘 要：在刑事证据方面，证明力和证明能力的位阶顺序直接反映了一个时代或者是一个国家的法律价值取向，英美法系注重程序正义，往往是更注意证明能力；大陆法系注重实体正义，往往更关注证明力。不同的价值取舍有其传统及经济文化上的渊源，各有其利弊。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两大法系在价值观念上有其融合，并且也应当相互借鉴和吸收。 　　关键词：两大法系；证明力；证据能力；法律价值观；程序正义；实体正义 　　 　　客观性、相关性、合法性是刑事证据的三个特征，与此对应产生了刑事证据的两大基本特性，即证明力和证明能力（证据能力）。证明力，指证据可认定事实可发生作用的力量，又称证据价值，基本上与客观性、相关性对应，证据是否可信，能在多大程序上证明案件事实。证据能力是指一个证据能否被采用的资格，在英美法系国家中，证据能力又被称为证据的可采性，与合法性有关，又称证据的法律性，受法律的限制。在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立法者往往根据占社会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对刑事诉讼中各种利益以及潜在利益进行权衡，从而在控、辩、审三方的诉讼活动中，实现统一的目的制约。不同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刑事诉讼中具体程序、工作模式、证据规则等多种差异，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一个国家的权力配置。在刑事诉讼中，就法律价值观而言，英美法系注重的是“正当程序”，因此对证据的法律限制就会比较多，例如，排除传闻证据规则，排除意见判断规则。把证据能力放在优先位置。大陆法系注重的是“实体真相”，在职权主义的模式下，往往对证据的法律限制较少，很多时候把证明力放在优先的地位。这是两大法系在证据规则中的主要差异之一。以下，笔者将以法律价值为逻辑起点，对两大法系在刑事诉讼中刑事证据的价值取舍作一个粗漏地法哲学分析。 　　一、法律价值：自由、秩序、正义、效率 　　众所周知，价值就是人和物之间的需要和满足的对应关系。法律价值，是法律在发挥其社会作用的过程中能够保护和增加哪些价值。秩序、自由、效率和正义是法的基本价值，构成了法所追求的理想和目的。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法律无不在追求着秩序、自由、效率和正义这些法的基本价值。追求法的基本价值，不是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相区别点。一般意义上的法，都意味着要追求某种理性、效益、秩序、自由。然而，在不同的法律价值之间出现冲突时，如何取舍才是问题的实质。对于法律的基本价值，秩序、自由、正义、效率，如何进行位阶排序时，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并无明显区别，因时、因地、因事而异。其中，法对正义的实现作用，总体上表现为：分配权利以确立正义；补偿损失以恢复正义，惩罚罪恶以伸张正义。法一方面可以为解决冲突提供规则和程序，同时，也可以为公正地解决冲突提供规则和程序。“与社会正义所包括的两个基本方面（分配正义和诉讼正义）相适应，法一要促进和保障分配的正义；二要促进和保障诉讼的正义。”[1]当程序和实体发生冲突时，该何去何从呢？ 　　二、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 　　“实体正义指的是结果的正义，即个案处理结论所具有的一种属性――按照某种用以判断实质正义与否或实质合理与否的标准，该个案的处理结论做到了使利害相关者都得到了他们‘应得的一份’，无论是应获之利，还是应受之罚。”[2] “程序正义指的是过程的正义，即无论处理个案的过程所得出的具体结论是什么，这一过程都应当受到某些实体正义之外的其他正义原则的指引和限制。”[3]英国学者米勒认为，程序的以下四种属性，使法律程序区别且凌驾于它所追求的实质正义：（1）平等，即要求给予那些参与程序的人以应有的同等对待；（2）准确，即使裁决是显而易见的，诉讼双方的声音也应当被倾听；（3）公开，即必须是透明的，并尽可能地向参加者们解释；（4）尊严，即对决策过程中所采取的一些方法的实质性限制。[4] “实体法并非高悬于程序之上的天条，法律程序也非追求实体价值的手段。任何把法律程序看作是手段、工具、办事的方法的做法，事实上都是在有意无意地弱化法律程序的存在价值，为明目张胆地违反法律程序进行着舆论铺垫。”[5] “实体正义也就取决于程序的结果，那些实体的利益或是抽象的价值理念能否实现，取决于程序的机会是否均等、程序安排是否中立、公正等这些程序问题。法律的正义，说到底，实际上是程序的正义。 　　三、不同价值取向的渊源： 　　“公正与不公正的问题，说到底是一个价值抉择问题和情感取向问题”。[6]大陆法系强调维护国家的基本秩序，英美法系强调一种公平、正义、自由的权利；前者强调义务本位，后者强调权利本位；前者强调惩罚制裁，后者强调承担责任、赔偿、救济；对法的执行，前者认为靠国家权力，后者认为是社会自治；从守法的主体看，前者强调被统治者，后者更注重所有的组织、团体、公民、法人，包括国家官员。态度之所以存在差异，是存在深层次原因的，笔者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