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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严羽沧浪诗话局限 　　一、批评标准的失衡 　　 　　《沧浪诗话》言在为学诗者立法，意为针砭当时诗坛的种种弊病，并对诗歌进行批评，所谓“断百年公案”，“辨白是非，定其宗旨”。在这个目的下，就不得不涉及到其评论的标准。 　　笔者认为从《沧浪诗话》的批评标准看，严羽重在一己的认识，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 　　首先，他放大了诗歌的审美价值，而把思想、文化等其它价值抛之脑后。他极赞：“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他只认识到了唐诗艺术形式高妙，而忽略了它们的思想成就的高度。试看他所推崇的李杜的作品：“丈夫赌命报天子，当斩胡头衣锦回。”(《送外甥郑灌从军》三首其一)；“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塞下曲》其一)；“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齐心戴朝思，不惜微躯捐”(《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岁晏行》)；“乱石诛求急，黎民糠其窄。饱食复何心，荒哉膏粱客。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驱竖子摘苍耳》)……这些针砭时弊、立志报国的诗句无不是在很强的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下完成的，但这些成就并没有纳入严羽的视线范围，没有成为他赞誉李杜、赞誉唐诗的理由所在。所以，他虽推崇李杜，却无法体会李杜的真长处，也不会看到他们的真面目。潘德舆就对这类“推崇”有过极公允的评价，以杜甫为例，他在《养一斋诗话》谈到：“……”尊杜至极，无以复加。而其所尊之之由，则徒以其包众家之体式姿态而已。于其本性情、厚伦纪、达六义，绍《三百》者，未尝一发明也；则又何足以表洙泗‘无邪’之旨，而允列代诗人之称首哉？元遗山云：‘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硪硖。’所见远矣。”虽然此话不免沾染了封建儒家色彩，但足以验证沧浪之失。不仅对于杜甫，严羽对其他诗人何尝不是只着眼于其艺术形式呢？ 　　其次，《诗评》中很多话语都过于主观，严羽只有模糊的体会，缺乏反省思辨的析说能力。如：“顾况诗多在元白之上，稍有盛唐风骨处”；“九章不如九歌，九歌哀伤尤妙”；又云“前辈谓《大招》胜《招魂》，不然”；“唐人律诗，当以崔灏《黄鹤楼》为第一”……这些见地无非是论甘忌辛，好丹非素，快一己之意而已，完全没有严密的论证过程，无法让人信服。从这个角度上讲对其评述对象是不公正的。于是招来了钱振?的骂声：“索性能指出各家优劣，亦复何辨？无奈他只据一种荣古虐今的见识，犹自以为新奇，此真不可教训！”不仅如此，严羽的九种诗品不仅没有囊括所有的艺术风貌，而且和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一样，未能把风格的性质阐述具体。不论其它，单就“大历以后”，严羽“所深取”的李长吉之诗就很难用其“九品”中的任一种来概括。 　　 　　二、诗学结论的失公 　　 　　由于批评标准的失衡，结论也难免有所误差。严羽的理论颇有“尊唐抑宋”之色彩，夸张一点就如上文称其有“荣古虐今”之思想。这又可以分为三个方面详细论述。 　　1、宋诗退化论 　　严羽只道宋诗不如唐诗，是“另一副言语”，没有公正地品评宋诗的艺术思想特色。他虽知唐诗妙却不知唐诗所以妙。唐诗的兴盛是唐代强国富民的产物。而宋诗的“变质”也有其深刻原因。事实上，“宋代士人长期充当了‘政体’的精英，他们成功地左右整个政局的发展，宋诗议论化的突显与宋代‘议论煌煌’之士风的渗透息息相关。宋代文化理性精神的突显又与其时哲学思辨风气的促动相关。而创作主体集诗人、散文家、词人三重角色的独特性，也造成了创作思维的多元化[1]”，所以诗歌风格也就与雅近而与风远了。而从文学的演变规律来看，“唐诗重情，宋史处于诗学发达的唐代之后，很难再在‘情’方面去跟唐人角力争胜，不能不从‘理’、‘学’等其他唐人所没有注意到的角度去发展诗歌，这是宋诗的必然趋势。[2]“难道是严羽没有看到“诗变”与“世变”的关系，没有认识到文学的演变规律吗？试看下面严沧浪的评论： 　　“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意为风格因人而异。 　　“至于刘休玄《拟行行重行行》等篇，鲍明远《代君子有所思》之作，仍是自体耳。”是说这两篇虽然为学古之作，虽然在拟古人的字句，但由于时代所限，意韵不似，呈现的只是自己的风格。 　　“十九首：‘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一连六句，皆用叠字，今人必以为句法重复之甚。古诗正不当以此论之。”严羽认为古人用叠字是现其自然本色，而今人用之则有重复之嫌。古诗与今人之诗是两种方向，不同标准，所以“古诗正不当以此论之”。 　　“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今人考证，严羽所谓“气象”，是指大气象，“以大的时代单元为依托，以代表当时的主导风格的作家群的创作风格为标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