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刘师培学术研究.docVIP

辛亥革命前刘师培学术研究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又名光汉，别号左盒，江苏仪征人。仪征刘氏乃晚清有名的经学世家，在晚清学界的影响较大，以三世相续共注一部《春秋左氏传》而著称于当世。刘师培的学术研究一方面绍承家学余绪，继承扬州先辈诸儒治学的方法，另一方面又大量吸收西方哲学与社会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史文哲，均大放光辉。因此有论者认为其是“扬州学派中集大成的殿军”。 　　 　　一、刘师培的小学研究 　　 　　小学是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总称。有清一代，以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为主要内容的考据学成为清代学术的主要标志。但是，这三者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研究文字的以《说文》为主，研究音韵的以《广韵》为主，而研究训诂的则以《尔雅》为主。考据学讲究学者治学必须借训诂以通经，由字词而明道，因此，在清儒的心目中，小学是研究经学的基础知识。章太炎就认为：“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岂专引笔画篆、缴绕文字而已。”刘师培出身精通小学的经学世家，耳濡目染，其小学根底无疑也是非常扎实的。他的小学研究，主张从字的形(文字)、声(音韵)、义(训诂)三方面综合论述，将古文字研究中的形、声、义三者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从而使得他的小学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刘师培的小学研究与乾嘉诸老的学风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他研究的重点并非局限于文字、音韵、训诂中的某一个方面，而是强调要综合研究，而他研究的目的也并不仅仅在于阐明先贤的经说，同时还要揭示中国古代社会的生活风貌。早在1903年，刘氏便完成了《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一文，首次阐发了用文字来论证古史的见解。1908年，他完成的《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更进一步深人论证了这一点。在该文中，刘师培指出：“治小学者，必与社会学相证明。”在刘师培看来，文字研究不能为了文字而文字，必须要用这些文字来说明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状况。相比乾嘉学者，刘氏赋予考证研究以新的意义。在刘氏眼里，通过字句的考证不仅可以和圣人的思想进行沟通和交流，更重要的是可以了解古代的社会历史。 　　 　　二、刘师培的《春秋》《左传》研究 　　 　　《春秋》、《左传》是中国古代十分重要的儒家典籍。清代中叶，随着公羊学派的复兴，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的争斗渐趋激烈。其中，斗争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对《春秋》特别是《春秋》三传的理解上，而三传之中，围绕《左传》真伪问题的争论尤为激烈。 　　刘逢禄、康有为等今文经学家著书批判《左传》，认为《左传》属于刘歆的伪作；《左氏春秋》本来如《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一样属于杂史之类，并非左反明受经后所作之传，后人所看到的《左传》是刘歆篡改《左氏春秋》而成。这种说法彻底否定了《左传》作为“经”的神圣地位。 　　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刘师培遵从古文师说，对《左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首先驳斥了《左传》系刘歆伪造的说法，认为《左传》在刘歆以前就存在学术传承关系，而且《左传》作为解释《春秋》的著作，在西汉时期，既被公羊家所承认，也为谷梁家所认可。在西汉初期，儒者都以《左传》为解经之书。其次，刘师培认为《左传》中所表现出来的“责君特重，而责臣民特轻”的思想与近代西方民权之说相符。这种“援西人经”的解读方式，固属牵强附会，与中国典籍的本义有相当的差距和出入。但刘师培的这种学术做法，其根本的出发点和着眼处则在于从中国旧典籍中找出具有近代观念的因子，一方面使得西学在中国思想土壤中扎根发芽，另一方面又促使中国传统学术取得近代形态。再次，刘师培分析了《左传》在后世不显的原因，提出了关于进一步研究《左传》的方法建议。《公学传》和《谷梁传》在清代中叶以后倍受学者青睐，惟有《左传》默默无闻，不受学术界重视。究其原因，刘氏认为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因卷帙浩繁，一因汉儒无完全之注，一因后儒斥为伪书。”在刘师培看来，后学可以从“礼”、“例”、“事”三个方面对《左传》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作为晚清扬州学派集大成的殿军、古文经学大师，刘师培自然是十分推崇和相信《左传》的，然而他又不以古文经学的观点自限，尊《左传》而不废《公羊传》和《谷梁传》，认为“大约古今说经之书，每书皆有可取处，要在以己意为折衷耳”，显示了较为开放的心态。但刘师培显然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学家，正如有论者分析的那样，“由于在解释经典的过程中，他们引入了相当多的新知识，以至于这种新知识在旧系统中膨胀，最终撑破原有的经学界限，导致经典权威性的瓦解。”左氏之学乃至《春秋》的经典至尊地位亦将不复存在，这显然是刘氏不愿看到的结果。 　　 　　三、刘师培的清代学术史研究 　　 　　刘师培对清代学术有过系统的研究。他认为：“甘泉江藩作《汉学师承记》，又作《宋学渊源记》，以详近儒之学派。然近儒之学，或析同为异，或合异为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