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古以知今――观念是意义上管理思想.docVIP

鉴古以知今――观念是意义上管理思想 　　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大都知道两句话。一句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另一句是“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前一句是克罗齐（Bendetto Croce）说的，强调我们不可能真正还原历史，我们所认识到的历史，是立足于当前的认识水平、采用当前的研究工具和方法对过去历史的解释。后一句是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说的，强调历史的非客观性，我们能够把握的历史，是通过自己的思想对过去历史的观照。概括起来，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观念史是历史的灵魂。 　　正因为我们能够认识到的历史是观念形态上的历史，所以，要了解历史，必须先对历史具有一种“了解之同情”（陈寅恪语）。因为历史上的活动有当时的情境，记录下来的历史，会脱离当时的场域和背景，今人必须设身处地站在前人的立场上，获得与前人大致接近的环境信息，才有可能对前人的所作所为做出比较恰当???判断。否则，就有可能牵强附会。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国的夏商周三代王位继承，有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两种情况。今天的人一看到父子关系，就会不假思索地按今天的血亲父子关系对待。实际上，三代的父子与今天的父子大不一样。那个“父”可能是亲父，也可能是伯父叔父舅父姑父，那个“子”可能是亲子，也可能是侄儿外甥。原因很简单，三代时的父子只能表现出辈分区别，无法确定直系血缘，因为伯仲叔季的区分是后来才有的。明白了这一点，才能在解释史料、臧否人物时不至于贻笑大方。 　　然而，我们有些缺乏历史感觉的学者，尽管学问不错，但一碰到历史问题就有可能出错。例如，晋商一直是关于中国古代管理活动的一个研究热点，而晋商在当时特有的历史背景下，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经营方法。对于当代人来说，如果简单地采用“拿来主义”，就会发生时代倒错。甚至有些看起来是可以跨越时空具有普遍价值的东西，也无法简单地照搬。反过来，对于晋商在历史上的某些举措，即便不合当前规矩，也不能以现在的逻辑想当然的推论批评。就拿晋商的经营责任来说，历史上的东家，不管投资多少，对商号的经营活动都要承担无限责任。于是，今天就有学者批评道，晋商的无限责任制，导致对资本的限制过大，压抑了投资冲动。表面一看，这种批评似乎有理，但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因为有限责任制是在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历史情境下发展起来的，同晋商面临的情境大不一样。在晋商所处的环境中，不可能形成有限责任制。至于是否有投资冲动，恐怕也不是无限责任制能够“压抑”的。因为在这种无限责任制的背后，是从掌柜选择到伙计培养再到商号运作的一系列办法相配套，而且有当时的社会文化做支撑的。晋商是一个整体，与现在的公司治理是一个整体道理相同。我们不能把现在的公司治理肢解开来，假如一个公司，采用欧洲的董事会模式，却授予美国式的总经理权力，再采用中共纪委的监控方法，哪怕这些模式方法分别来看都十分有效，凑在一起也只能是怪胎。批评晋商没有采用有限责任制，说轻点是对历史的无知，说重点就是对历史的强暴。判断一个人是否有历史眼光，首先就要看他是不是不分情境而在历史中“穿越”。 　　所以，研究管理思想史，不但要看具体史料的掌握是否真实，而且要看有没有体会到历史的场景。中国古代，在官员晋升上曾经实行过“停年格”（北魏）、“循资格”（唐朝）、“掣签法”（明清）等制度。后人谈到这种制度，往往一张口就是对论资排辈的批判，对“不分贤愚”的谴责，而根本不看当时的情境。这样的论断，几乎毫无史学价值。或者反过来，对于前人的某些做法，以现在的眼光一味赞扬，试图把它用到当前，而根本不管情境发生了哪些变化。这样的举措，肯定会劳而无功。只有如同陈寅恪所说的那样“矫傅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才能真正从历史中获得启迪。 　　“读史使人明智”，强调的是通过历史的认知，可以使人形成一种思考的深邃而不再肤浅，掌握事物的大势而不再迷茫。要做到这一点，最基本的就是不再从历史中寻找“例证”，而是从历史中体会“道理”。在这方面，雷恩的《管理思想史》，可供我们为楷模。 　　例如，在早期工厂的管理中，雷恩告诉我们，英国的毛纺织品制造商委员会曾经在1806年提出一份报告，认为大规模工厂不会给企业主带来优势，而家庭包工制既能节约大量投资，又能避免监督工人的不便。如果我们据此认定这些引导了工业革命的精英既短视又愚蠢，没有及时采用比家庭承包制更好的新管理方法，那就大错特错。如果我们再放宽一下眼界，多查找一点史料，就会发现，不论哪个国家，在工业化早期，几乎都普遍实行过家庭承包制。显然，并不是那时的人们普遍愚笨，而是当时的社会情境肯定与承包制耦合。再进一步，我们就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承包制在什么情况下才失去了优越性？继续推论就不难发现，当承包制消失的时候，究竟是承包制变坏了，还是情境发生了变化？如果有了这样的历史性思考，我们也许会想到，承包制的优点和缺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