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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管理正当性实现路径研究 　　摘要：受传统“二元权力论”影响，高校学生作为主要当事人被排斥在学校权力结构之外。随着高等教育民主化与法制化的日渐推进以及契约伦理精神的广泛传播，学生主体地位的缺失成为高校实现学生管理正当性的隐忧和障碍。妥协的过程对民主是特殊的支持，妥协的机制有助于学生主体地位的回归和权利的凸显。恢复具有工具性价值和实质性价值的妥协在教育管理中的内在合理性，尤其是尊重大学生有限自主管理权、倡导协商民主以及审视惩罚，将是高校实现学生管理正当性的可能甚至是最优路径。 　　关键词：高校；学生管理；正当性；路径；教育妥协 　　社会冲突具有普遍性、复杂性和多样性。教育作为一类复杂开放的社会系统，其内部冲突也是客观存在、不可避免的。在高校内部冲突中，高校学生管理权和学生权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无疑是高校学生管理者必须面对和妥善解决的现实问题。社会冲突理论认为，冲突的调节方式主要有三种类型，即仲裁、调停、和解。然而无论是仲裁或调停的结果能否为冲突双方所认同，还是和解能否被冲突双方所接受，都必然以双方的妥协意愿为前提。正是这种普遍性凸显了妥协作为冲突解决手段的价值。 　　一般来说，人们对宽容持一种基本肯定的态度，然而对于妥协，人们则往往有意无意偏重其贬义。人们常将妥协与道德上、意志上、信念上、政治立场上不坚定、软弱甚至变节联系在一起加以否定。[1]似乎妥协就等同于“屈服”、“变节”、“背叛”。受思维定式的影响，教育妥协不容置疑地被高校学生管理者贴上了否定性价值判断的标签，教育妥协研究也因此被忽视或边缘化。美国学者多比尔说：“没有人喜欢妥协，但每个人都在妥协。”妥协不仅仅是政治上的理性行为，也是日常社会交往中的基本行为准则，同时也是解决教育冲突的最基本方式之一。 　　一、教育妥协何以成立 　　教育妥协成立的主要依据是其蕴含的工具性价值和实质性价值。教育妥协的工具性价值是指从有用性的维度看，妥协是一种以民主协商、讨价还价的方式解决教育冲突的手段，包括妥协盈余和理性均衡。而教育妥协的实质性价值是指除了物质利益之外的精神价值，包括教育行为主体的独立性、相互尊重、以协商解决问题。 　　（一）工具性价值 　　1.妥协盈余 　　在教育冲突中，假如教育管理者和学生双方各执一词或一方没有绝对优势说服另一方，这时如果双方诉诸强力解决冲突，其结果可能是双方关系紧张甚至对峙。这种绝不退让带来的风险将促使双方为了保持和谐局面而理性地采用妥协方式解决纷争，尽管妥协的实际结果不能使双方获利最大化，但至少能使双方共同获利，创造出一定的妥协盈余。 　　2.理性均衡 　　当学生的某一需求具有正当性或行动本身自成目的性时，如果管理者以让步的方式满足学生的需求，这种看似“屈服”的行为可能换取学生对教育管理制度合法性的重新认同。怀疑理论认为，任何一个规范体系都是可疑的，教育管理制度也同样如此。教育管理制度的价值在于通过何种途径解决问题，而非坐而论道空谈“应该”怎样解决问题，顽固坚持所谓“原则”而拒绝一切妥协的不是真正的教育管理者，而是一位激进分子。妥协其实并不是对原则的牺牲，它是以局部的非根本利益的退让换取对方对自己根本利益的尊重，在很多情况下，它是以一种恪守原则稳步实现既定目标的最好方式。[2]原则性应建构在正当性基础之上，将学生的正当性需求融入教育管理制度，不仅不损害制度的原则性，反而有利于增强制度的正义性和生命力。 　　（二）实质性价值 　　1.主体的独立性 　　教育妥协是教育管理者和学生之间借助民主协商的手段获致冲突缓解的一种约定和承诺。因此，教育行为主体的独立性是教育妥协发生的一个前提条件。缺失独立人格的教育行为主体不能操控自己的权益，他们没有资格参与协商和讨论，教育妥协也就无从谈起。中国教育史上的奴隶社会教育和封建社会教育是不存在教育妥协的，因为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下，由于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双方不可能平等的以民主协商方式解决教育冲突。反过来说，在现代民主社会里，教育妥协的达成，意味着教育管理者与学生双方彼此尊重并认同对方作为行为主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2.相互尊重 　　教育管理者与学生双方在妥协中各有所失，各有所获。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教育妥协的实际过程和最终结果都凸显出双方对彼此权益的尊重。当妥协成为教育生活中必需的一种公共理性时，教育管理者与学生双方在不断的博弈过程中逐渐达成妥协，最终催生出一种对对方主体性和基本权利的尊重品性。这种相互尊重的品性在一定程度上又推动教育管理者与学生双方达成实质性妥协和解决纠纷。美国学者科恩说；“妥协的过程对民主是特殊的支持。”而相互尊重是民主的精髓，将妥协作为解决教育冲突的基本手段，实则是教育管理者与学生双方对彼此主体性和权益的尊重。 　　3.以协商解决冲突 　　妥协是以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