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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周边商业空间演变制度环境研究 　　摘 要：以长沙高校周边商业空间为研究对象，借助制度变迁理论，梳理其1992年以来不同制度变迁阶段及制度环境下的空间演变，探究其内在机理，为实现制度环境建设与空间演化和谐的良性循环，促进高校周边商业空间各方利益主体的多赢和谐局面形成。研究发现，制度环境推动制度安排更替促进制度变迁，促使空间利益主体施展行为而使空间变化；空间演变过程反之也促进制度环境的变迁，合理的制度环境建设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空间的和谐构建和活力创造。 　　关键词：制度环境；高校周边；商业空间；演变规律 　　中图分类号：TU984.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09-0102-03 　　引言 　　高校周边商业空间的业种构成和业态布局、商业设施配套、区位条件、经营模式、空间特征、消费行为、环境治理、社区融合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1～4]，研究层次也从物质形态上的特征分析迈向空间合理利用的探讨，并引导学者探索行为与空间的关系、行为与空间的差异效应及其背后的机制和规律[5～7]。 　　我国在经济转型建设过程中引进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并开始了对于制度变迁的研究。研究范围从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解决改革开放的现实问题扩展到制度环境建设、商业贸易服务、政府行为研究、企业公司创新、土地制度变迁、旅游开发、职业教育、城镇发展等方面，研究视角逐渐由宏观迈向中观转向微观[8～12]。 　　本文研究的长沙高校周边商业空间，具体范围为湖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周边包括桃子湖路、牌楼路、油烟街、阜埠河路、麓山南路、天马路沿街商业空间（见图1）。此处因校园破碎化，商业空间高活跃程度极具典型性；紧依风景名胜区和城中村，各空间各利益主体的诉求冲突频繁。基于此，笔者试图借助经济学领域中制度变迁理论多学科视角，从制度环境层面深度解析空间利益主体关系内在机制及其促成高校周边空间演变的本质和动因，以期实现制度环境建设与空间演化和谐的良性循环，促进高校周边商业空间各方利益主体的多赢和谐局面形成。 　　图1 长沙高校周边商业空间范围图 　　一、研究方法 　　（一）理论方法 　　制度是限制人们互相交换行为的框架。诺斯将制度延伸为制度安排，它通过约束人们行为规则来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方式为制度主体带来利益。当制度环境发生变化，即因规模经济、外部成本和收益等外部条件变化产生新的潜在利益时，旧制度安排就会被新制度安排替换[13]。在此基础上，制度环境变化及其促成的制度安排决定了交易机会与成本――收益结构，制度变迁就是效率高的制度安排替代效率低者。制度生成的影响既包括有形财富的增长，又有无形知识的积累，因此实际操作中制度的成本与收益难以准确计量，有关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多数不是准确定量化的[14]。鉴于此，笔者拟从制度变迁理论视角分析制度环境变化与高校周边商业空间演化蕴含的内在机制。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资料调查法。梳理政策、法令及相关规划对于长沙高校周边商业空间演变的影响。（2）观察法、结构访谈法和半结构访谈法。整合2000年、2007年和2014年对此商业空间的实地调查，了解不同阶段各空间利益主体所处的制度环境及其促成的制度安排内容和空间发展特点。 　　二、长沙高校周边商业空间演变与其制度环境 　　笔者依据长沙高校周边商业空间形态发展特点[6～7～15]以及相关大事件，将长沙高校周边商业空间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形成阶段：1992―1998年 　　1992年中国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并正式宣布停用粮票，统购统销模式破除，业种店衰落，以消费者需求为中心的业态店层见叠出，市场规律做主的经济大环境调动了不少人开店经商的积极性。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部分农民被市场经济吸引和鼓动，试图从土地上抽离寻求更为轻松的谋生寻利路径。1995―1996年，高校开始大量招收成教生和自考生，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大学加快校区扩建的脚步，教学楼、学生宿舍、图书馆、实验楼等相继落地于附近的村民小组用地；荣湾镇开发建设启动，周围农村的土地逐渐被征用。外来人口大量涌入，主要为湖南师范大学和湖南大学的学生、打工者。村民抓住学校难以解决学生住宿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商机，把自身住宅或集体出资修建物业出租给学校当宿舍。1994年，村民和创业的大学生开始将部分民居改造成商店，外来人口租下牌楼路、桃子湖路和贯穿湖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校园的麓山南路两侧村民住宅开店，三条路开始形成有商业气息的街道格局。 　　这一时期，长沙高校周边商业空间依附学校周围村民住宅以开始的零散点状冒出，沿着道路连接成线并在空间上呈现急速蔓延的趋势。消费群体主要为学生，消费构成以餐饮为主，主营中低端产品，时段性和季节性消费特征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