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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作文教学中真情实感 　　在当下的作文教学中，“真情实感”普遍被认为是指导写作的黄金法则。本文从“真情实感”写作观提出的历史背景，以及对当下作文教学的影响出发，重新解读“真情实感”在作文教学中的作用和地位。 　　一、“真情实感”写作观提出的历史背景 　　所谓“真情实感”是指真挚的感情，实在的感受。自古以来，真情实感始终与写作关系密切。孙犁在《秀露集?欧阳修的散文》中说：“散文如无具体约束，无真情实感，就会枝蔓无边。” 　　林非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大力提倡散文写作“真情实感”说，主要是针对50、60、70年代假、大、空的虚饰文风，也包括“杨朔散文模式”。杨朔的代表作品的主要特点就是“开头设悬念，卒章显其志”。这种写作模式，相对于当时最多见的新闻通讯稿来说，增加了一定的“弹性”，有一定的审美价值，观念的表达不至于太直接、简单，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 　　写作的想象空间在80年代中期以后有了更大的拓展，各类文学作品百花齐放，作品的形式和主题显现出了更大的多样性。杨朔散文的“生硬”开始逐渐为人们所诟病：“文字上微露人工斧凿的痕迹”，这种现象主要出现在杨朔进行散文创作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旨在以文学表达政治观点，使文学内容与主旋律密切相关。针对“杨朔散文模式”的生硬，林非提出了“真情实感”创作观。 　　在此之前的五六十年代，“形散而神不散”，“卒章显志”等写作观念深入人心，林非提出“真情实感”的写作观念之后，这一观念在当时得到了广泛的肯定和认同，一度成为不可偏废的写作规范。但是，“真情实感”写作观的弊端逐渐为散文界所诟病，其理论的粗疏遭到了散文界的批判。 　　二、“真情实感”写作观在作文教学中的现状 　　新语文课程标准规定：“写作要感情真挚，力求表达自己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独特感受和真切体验。” 　　然而，80后作家韩寒却提出了“人生说谎作文始”，这看上去与作文提倡写出“真情实感”相背离。韩寒是在九十年代受的中学教育，他的作文课上语文老师一定也是提倡“真情实感”写作观，要求“写出真情实感”，但是他却在接受完中学教育之后发出“人生说谎作文始”的感想，值得我们深思。 　　多年以来，“真情实感”一直都被当作作文教学中的万能灵药。在八十年代，这一提法确实给当时死板僵化的写作教学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给写作教学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渐渐显现了出来。在散文界，早已有人对林非的“真情实感”写作观提出质疑和批判，如今，写作教学也应当反思“真情实感”是否是不可置疑的黄金法则。 　　如果仔细反思，我们会发现：提出“真情实感”写作观的时候，常常有一种叶公好龙式的尴尬和虚伪。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学生真的在作文中完全呈现他们的真情和实感时，我们却未必能够接受和欣赏。身处于少年期、青春期的学生们，除了有对生活的热爱、对世界的好奇，也有青春期特有的叛逆和敏感，以及对爱情和性的懵懂的渴望。这些通通属于学生的“真情实感”，但是中国千百年来的传统却是表达感情讲究含蓄内敛，如果学生真的将他们的真挚心灵完全透露在作文之中，将所有的“真情实感”表露无遗，老师反而会显得不自在，甚至惊恐，进而规劝学生。 　　也就是说，虽然语文老师大都要求学生写出“真情实感”，但事实上老师和考试制度是不可能接受学生完全写出“真情实感”的。所以，这种悖论让韩寒总结出了“人生说谎作文始”的观点。 　　林非提出“真情实感”写作观时，是将其作为写作的本体性目标的，当下的作文教学中也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况，语文老师常常将“真情实感”当作写作的最高目标来要求学生，这样就导致了写作目标的本末倒置。“真情实感”实际上是对作者的伦理要求，并非写作的核心指向。当下，老师在评价学生的作文时常常笼统地用有没有写出“真情实感”作为评判标准，却给不出具体的指导意见，这种现象实际上是由于老师对作文教学缺少策略而导致的。 　　我们应该学会区分客观真实与文艺真实。老师在指导学生作文时经常强调要积累生活，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是文章的表现对象，这仅仅是写作的一个方面。只是照搬生活，刻意模仿，是写不出充满生机和灵性的作品的。文艺真实是指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一种艺术化了的真实，并不等同于客观事实。作文写作是文学写作，不是纯客观的新闻通讯稿，如果毫无写作技巧地陈述客观事实，只会沦为“流水账”，没有审美价值。马正平说：“大量文章陷入封闭的静态的创作方法中，其‘真实性结束于可验性与解释停止的地方’，导致出现众多导游式的游记，复制式的浅薄生活图景……”。马正平说文学作品的“真实性结束于可验性与解释停止的地方”，正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混淆客观真实与文艺真实，缺乏言语表达力的文章的存在。 　　老师常常将学生写不出“真情实感”归咎于学生无话可说，认为是由于学生缺乏生活，所以才使得他们的作文内容空洞。学生真的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