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与解实证研究.docVIP

刑事与解实证研究 　　摘 要：在我国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下，立足本土资源，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和解制度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本文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出发，按刑事和解存在的理论基础、实践操作现状和实体与程序完善三个部分，一方面对国外关于刑事和解的理论研究成果、实践操作经验等进行整理和分析，论证刑事和解存在与发展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在认真总结我国目前探索刑事和解的有关实践的基础上，分析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存在的问题，并在相关的实务、立法等操作层面进行探讨。 　　关键词：刑事和解；理论基础；现状；问题；完善 　　 　　一、 引言 　　 　　为了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全国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在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同时，为了有效化解矛盾和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办理一些轻微刑事案件过程中，大胆尝试，积极探索着刑事和解机制的完善。但与此同时，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亦不绝于耳。有代表性的质疑包括“花钱买刑”、“公权私权化”、“不符合罪行法定原则”、“辩诉交易”等。 　　本文不对刑事和解的“废论”进行辩解，而是从“存论”和“发展”的角度，分析它“存”的理论基础、“发展”的实践现状，并从实务和立法方面提出一系列的完善措施。 　　 　　二、 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的法治背景下,对西方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潮流必须予以足够的关注。这种关注所带来的结果并不是对刑事和解制度的整体移植，而是在相对稳定的文化土壤和法治条件下，吸收其中合理化的价值理念，对现行刑事司法制度进行必要的调整。 　　(一)刑事和解的概念 　　刑事和解是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加害人与被害人面对面地直接协商后，加害人以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被害人要求或同意司法机关对加害人从宽处理而解决纠纷的一种制 　　度。［1］“刑事和解”是中国式的用语，国外理论有称刑事和解为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当事人调停或者恢复正义会商等。［2］(译文有Victiom-offender Medition，Victiom-offender Reconciliation等）。 　　刑事和解过程具体包括经济赔偿和解和刑事责任处置两个程序过程。在此过程中，被害人与被告人可充分阐述犯罪给他们的影响及对刑事责任的意见等方面内容，选择双方认同的方案来弥补犯罪所造成的损害；同时被告人能获得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这样，被害人在精神和物质上可以获得双重补偿，而被告人则可以赢得被害人谅解和改过自新、尽快回归社会的双重机会。 　　(二)刑事和解的缘起 　　刑事和解的思想渊源最早可以追溯至原始社会的私人分割赔偿，后来的“和合文化”。和解的传统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所继承和发扬，如1943年6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民刑事件调解条例》就曾经推行过全面的刑事和解制度。 　　现在讨论的真正法律意义上的刑事和解制度是西方刑事法学的创举，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加拿大安略省基秦拿县的一次“被害人-加害人”和解尝试方案。当时，基秦拿县的一名年轻缓刑官员说服法官让两名被判处破坏艺术作品的年轻人同所有的被害人见面。其后，法官责令两年轻人向被害人赔偿所有损失作为其判处缓刑的条件。数月后，两名加害人再次会见所有被害人并支付相应的赔偿以履行法院判决。基秦拿县这种尝试逐渐演变为一个由教会捐赠、政府补助和社会各界支持的“被害人-加害人”和解方案基金会。随后，加拿大其它地区也积极参与这项活动。1978年，美国印第安纳州埃尔克哈特市首次将“被害人-加害人”和解方案引入美国。自此，该和解方案迅速传遍了整个美国和欧洲。 　　作为一种新型的刑事司法理论，西方刑事和解制度是西方社会从国家本位转变为个人本位的新刑事思想和法律价值观变化的产物，刑事和解制度在司法实践的破冰，直接的动因来自日益增长的案件数量与审判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背后则显现了多重价值追求。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在中国成长的新生事物，其出现可说是具有深厚的现实土壤。中国有着数千年的儒家文化传统，大家普遍奉行“冤家宜解不宜结”的古老信条，崇尚“以和为贵”的价值观。而刑事和解制度在理念上倡导社会和谐和社会关系的修复，这种司法哲学很容易为一般大众所接受。另一方面，随着社会文明进程的加快，“以人为本”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扩大私权的现实需要和价值追求，刑事和解制度也就应运而生了。 　　近几年，我国一些地方的公检法司机关对刑事和解制度进行了积极探索，并相继形成了规范性文件。从这一制度的理念和构建来看，它与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恢复性司法”具有某些相似的要素，它们都关注对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