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研讨会会议综述.docVIP

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研讨会会议综述 　　由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院、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与《经济学家》、《财经科学》和《当代经济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的“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研讨会”，于2014年11月22-23日在成都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吉林财经大学、重庆工商大学、贵州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安徽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西南财经大学等国内研究机构和高校的5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这一主题，分别就“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与改革方向”、“农地产权的流转与抵押”，以及“新型农业经营组织的创新和发展”等进行了热烈讨论，并提出了许多颇具前瞻性的见解，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与改革方向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是个历史的过程，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典型。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和集体所有制下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改革，是目前讨论的热点问题。重庆工商大学杨继瑞教授认为，农村承包地收益来源于对部分地租及部分经营利润的分享。农村承包地收益I来源于集体经济组织让渡的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I，由于级差地租I产生的原因是土地经营权的垄断，因此，农村承包地收益1只有作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家庭才能拥有；农村承包地收益Ⅱ是级差地租Ⅱ的转化形式，是农户在承包期内实行合理耕作，加大土地投入与改造力度，提高集约化经营水平等举措，所获得的超额收入；农村承包地收益Ⅲ是农地承包权即长期经营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是获得土地长期经营权的家庭承包经营者，以及获得租约期土地经营权的其他经营者，在土地上通过劳动投入或经营活动而获得的收益。因此，在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创新中，必须兼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地承包人、农地直接经营者等主体之间的合法权益，兼顾农地、资本和包括管理在内的劳动等要素及其权属在经济上的合理实现。 　　西南财经大学刘方健教授介绍了中国古代和近现代农地产权制度及其绩效。他???为，土地作为自然物，上古三代在名义上归属于部落联盟首领“天子”拥有，由此出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土地国有观念。春秋战国时代，牛耕和铁制农具的出现，单家独户可以独立从事农业生产，产生了通过开垦荒地私人耕作的经济行为，“私有”从消费延伸至生产领域。秦统一后，在全国范围“令黔首自实田”，使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从局部走向全国。汉武帝时代，在人口相对集中的关中平原等地区出现了董仲舒所说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社会现象。在西汉中后期乃至东汉、曹魏、西晋出现了按社会等级、地位“限田”的呼声，激进者如王莽甚至一度将私有土地强行收归国有，集中分配。直至魏晋以来的社会战乱，北方人口大量损耗，国家才有条件推行长达数百年的均田制。到宋代，国家“不立田制”，有财力者买田，无钱者卖田，土地成为可以“变现”的财富，买卖频繁，故有“千年田、八百主”之说。 　　安徽大学张德元教授认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应该具备三方面内涵：坚持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制，即农村土地公有制，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和实行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但是，目前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已经异化，具体表现为主体异化、组织异化和机制异化。“异化”既有理性小农的自利性等内在原因，也有国家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等外在原因。关于如何矫正这种异化，他认为，应该通过农村基础教育、农民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提高农民的就业技能，恢复和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大力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在农村地区形成党、政、经三种组织相分离，三者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的格局。 　　西南财经大学刘灿教授认为，应构建以用益物权为内涵属性的农村土地使用权制度。我国《物权法》采纳了用益物权的概念，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产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确定为一种用益物权，在权利内容上规定了可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这些权利是私法意义上的物权，应当具有私法物权所应具有的法律属性和效力。农村土地使用权用益物权法律性质的确定，使农村土地产权由“弱化”、“残缺”的使用权逐步走向私法物权意义上的财产权，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进入21世纪，农村经济发展面临新的环境、新的形势和新的问题，农村土地产权制度面临许多新的挑战，新一轮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以赋予农村居民土地财产权和实现农民土地财产权益为核心，就是要从法律上建立所有权和使用权制度，让土地用益物权成为农民最重要的财产权利。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向农民私人回归，是在国家允许或政策引导下的一场强制性为主的制度变革。但是，这种改革方向绝不等于私有化。因为，农村土地使用权的物权化是建立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的。 　　吉林财经大学胡岳岷教授认为，土地是人民的衣食之源，是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本，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