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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与解制度范围研究 　　【摘 要】刑事和解制度在被害人救济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12年《新刑诉法》对该制度进行了规定，但是其范围除了七年以下的过失犯罪以外，仅限于侵犯个人法益的情形，对侵犯公共法益中涉及到个人法益的情况没有规定。这从法律适度超前性而言，没有使刑事和解制度突破实践中已存在的操作范围。 　　【关键词】刑事和解；范围；个人法益；公共法益 　　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人作为法律主体资格的地位和社会参与者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国家在追究犯罪的过程中，对因受到犯罪侵犯的个人也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大部分情况下，犯罪在造成既有损失之后，被害人经济上的补偿是一个可视的恢复正义的手段，而犯罪分子因被害人的谅解在刑罚上的减轻也有利于其回归社会，正是在这种理念下产生了刑事和解制度。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 　　刑事和解在理论上有三种学说，“恢复性司法”、“叙说理论”、“叙说理论”，源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治疗中的“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在这种理论模式下，加害人的角色主要是聆听被害人的叙说与控诉，以及与被害人一起分析犯罪故事的情节、人物和主题来实现对故事的共同重构。在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产生共鸣，从而消除因加害人给被害人带来的痛楚。 　　二、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 　　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是一个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饱受争议的命题。是以侵害的客体性质为决定标准还是以量刑轻重为划分依据，众说纷纭。笔者针对我们国家现在已规定的条款进行分析，对实践中的实际做法进行归纳，希望从学理和实际操作上对刑事和解的范围有一个总体的认识、法律的发展以社会的发展为前提，法条的规定则以理论与实践的丰富为发展前提。新刑诉的修改在规范层面回应了实践中的诸多做法。涉及到的这些罪名的特点是，个人法益与社会法益并存，在涉及他人或社会利益时，和解双方是否有处分的权利，需要斟酌。而在具体个案中，也存在对个人法益的侵犯更为直接但刑诉法未纳入其中的个案。 　　就新刑诉规定看，涉及和解的是一些侵犯个人法益犯罪和部分过失犯罪，涉及国家公权力的和解范围较少。新刑诉修改之前实践中的刑事和解范围即使如此，只是在自由裁量范围内的裁断，没有具体的依据。这说明当下新刑诉的规定却并未超出实践的做法，没有超前的规划。 　　三、个人法益与公共法益在刑事和解制度范围中的调和 　　究竟哪些犯罪可以和解，哪些不可以。对个人法益的侵犯已为实践和法律证实其可和解性，但是对于即侵犯个人法益又侵犯公共法益行为的和解问题，理论和实践中都比较谨慎，法律也没有给出超前的规划，这需要我们进行探讨。 　　从事实上说，刑法所要保护的法益我们分为社会法益、国家法益、个人法益。刑法所保护的公共法益就包括国家法益和社会法益，也就是学者所称的超个人法益。对于这部分法益，有些学者这样认为：刑法所保护的公共利益，当事人没有处分权，更不能容许被害人和被告人为了一己私利而作交易，所以应该完全排除使用刑事和解的可能性。但是这种认识，实际上就将置被害人于“尴尬”状态：“这是绝妙的讽刺，也是一场终极的悲剧。那些直接遭受犯罪侵害的人们反而不是解决犯罪方案中的组成部分，实际上，他们甚至没有被纳入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框架中。”因为刑事和解追求被害人利益、被告人利益、国家和社会利益的协调和共存，刑事和解应该“以适用于对个人法益的犯罪为原则，超个人法益的犯罪为例外”。就像日本学者大谷实所阐述的：“如果不在刑事诉讼中建立反映犯罪被害人意思的制度，则刑事诉讼便会游离于国民之外而失去信赖。”所以，切实加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在现在显得尤为重要在以人为本的时代背景下，既侵犯个人法益，又侵犯我们所说的超个人法益的案件里，公诉人是控诉的一方，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犯罪进行追诉、履行国家控告职能，它的立足点在于维护以上三种法益。 　　在解决矛盾纠纷过程中，无论侵犯那种法益，被害人应该有其独立的利益表达机会。这和对待刑事和解制度谨慎的态度在促进和保障人的利益中，没有分歧。在制度规划中，刑事和解主要适用于侵犯个人法益的案件，但同时尊重超个人法益的案件中个人的法益，如果无法实现公共法益的司法恢复，则可以引入“平衡理论”“叙说理论”，从而充分缓和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尴尬。切实加强被害人权利保障在现在已成为必要，被害人也应该有其独立的利益表达机会。这与对待刑事和解制度谨慎的态度在促进和保障人的利益中，没有分歧。故，刑事和解应主要适用于侵犯个人法益的案件，但同时尊重超个人法益案件中的个人法益。 　　四、结语 　　刑事和解制度在刑事法律刚性特质下显示出对被害人和加害人的关照。和解的范围除了新刑诉的规定外，应该在谨慎的前提下适当扩大其范围，对一部分既侵害公共法益，又对个人法益造成重大损害的犯罪，通过和解制度的介入，使被害人参与到刑事案件的处理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