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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日本文化与社会意识浅议 　　内容提要：上世纪后半期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是由多种内外因素促成的，如传统文化的集团意识、中和的儒家文化思想、大乘佛教“利他”的德以及引进西方的经济民主主义等等。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产生了“中流阶层”及“中流意识”。但是近两三年，又出现新的社会定型――“差距社会”，产生了“新穷人”及“差别意识”。这是当代日本文化和社会意识的演变和发展的态势。 　　关键词：儒家文化思想　中流意识　新穷人　差别意识 　　 　　经过20世纪50年代自主经济起步、60年代初期反对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的群众运动和多年的政治动荡，60年代中期日本社会进入安定期。近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日本确立了世界经济大国地位。随着经济的发展，日本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文化也在广泛的领域取得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教育事业迅速普及，高等教育水平大为提高，知识分子队伍日益壮大，对外特别是对美国的文化教育的交流多层次地开展，并且掀起一股留学美国的热潮，“海归”成为各领域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推动了经济增长和日本的民主改革。这是80年代中期日本社会的基本发展态势。 　　 　　一　回归传统文化热情的高涨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民主改革的进展，日本逐步实现了现代化。日本国内学者们探讨其内外因素时，对当代文化因素的考察，自然引起对传统文化回归热情的高涨。他们从传统文化思想的角度，尤其是从以神、儒、佛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考察。 　　在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期，东亚的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也迅速发展起来，它们的历史文化背景同属儒家文化，因此有不少学者探讨经济发展与“儒教文化圈”的关系。1987年日本文部省资助研究课题《东亚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比较研究》，就主要以日本与东亚“四小龙”为中心，集中探讨东亚经济发展的内外因素，首先是探讨儒家文化的因素。该课题组负责人在题为《为什么提出“儒教文化圈”的理论》一文中指出：“以前西欧模式的现代化理论、社会主义理论、以罗斯托理论为代表的美国模式现代化理论，以及‘从属理论’、‘世界系统论’等，都不能充分说明东亚各国的活力；超越东亚各国的差异，重新对其文化的同一性即‘儒教文化圈’的历史意义进行自我确认和限定，已成为十分迫切的课题。‘儒教文化圈’的特征是：与儒教伦理相结合的集团主义，学习以汉字文化为中心的国家，传统地保持儒教的伦理行为规范和儒教的实学精神与经验主义等。”因此，“应该在新的现代化论的框架中，重新考虑支撑日本人行为模式的儒教性因素的有效性”。 　　日本文化学者加藤周一在《儒教的再思考》一文中则有另一种解说：“如何看中国的发展(指1990年当时――引者注)，论者各有不同的看法，而越南很明显是属于‘儒教文化圈’，但至少到今天，很明显地仍未进入经济热的状态。”因此，加藤认为：“第一，除文化传统之外，还存在因地域不同而存在不同的社会条件。第二，文化传统都是儒教文化，但其内容和社会作用则因不同地域而有所不同。”他据此以儒教的“性本善”和“仁政”观念与日本劳资关系来说明：“儒教文化不是直接支撑劳动者的劳动热情，但儒教文化有助于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以促使劳动者焕发自觉的劳动热情。当然，支撑和谐的人际关系的，不只是儒教的文化传统，还有制度上的各种配备。即使不作这方面的议论，我认为与‘儒教文化’→‘勤俭’伦理→‘劳动自觉性’不同，‘儒教文化’→‘性本善’→‘自觉的劳动’的思考是具独创性的，而且是有说服力的。” 　　综合上述诸家论点来考察，应该说，日本化的儒家文化所形成的日本人价值观，对于日本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日本化儒家文化传统的“和”与“忠”从作用于天皇转换到作用于集团，作用于企业或利益共同体。最典型的例子是，从战后经济重建到当代经济大发展，国民都表现出协调与合作，保持了社会的长期相对稳定而较少动荡，以及根据这一文化传统的精神和原则，建立企业文化，保持企业内部的较好配合，维持和谐的工作秩序，而较少内耗，这些都是传统文化主体所发挥的作用，它是社会和谐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文化因素之一。 　　但是，儒家文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不是全部的唯一的作用。其关键是：首先，日本传统的共同体主义、集团主义文化精神发挥着巨大作用，国民同心协力振兴经济。其次，摄取中国儒家“中和”的哲学思想，以人为本建构和谐社会，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及和谐的人际关系，以此凝聚经济建设的所有力量。再者，战后引进美国现代政治和经济民主主义，与古代以来摄取和消化了的儒家伦理哲学思想相结合，这三者是构建社会关系、经济发展，实现现代化不可忽视的因素。 　　关西学派中的著名日本文化学者梅原猛，从另一个角度对当代日本文化进行考察。梅原猛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期间，就重视在佛教中寻找新文明的创造原理。他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