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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契丹人的忠德观 　　摘 要：唐末五代时期，契丹人在我国北部建立了辽国。随着辽国与中原国家的交往频繁，契丹人从政治生活、文化风俗等各个方面都深深受到汉族制度和习俗的影响。在道德方面，契丹社会普遍认同于汉人的忠德观。契丹人忠德观的确立与耶律阿保机建立君主世袭的专制政权密不可分，是辽国君主加强君主专制的思想武器。同时，辽国君主还通过广赐涉忠的功臣号和谥号来褒扬忠德，鼓励臣子尽忠。忠德观在辽代时期广泛盛行于契丹社会上上下下，忠成为人们评价臧否人物的重要标准和依据。忠德观贯穿辽国始终，并在辽灭亡后深深地植根于契丹后人的精神血脉中。 　　关键词：辽代；契丹；忠德 　　中图分类号：B829；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7-0001-06 　　自唐末五代时期，契丹人崛起于我国东北，很快就脱离了原始部落，建立了契丹国，后称为辽。随着辽与中原国家和地区的交往频繁，其政治经济文化也越来越多地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契丹人的伦理道德也逐渐汉化，忠孝观念日益成为契丹社会所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特别是契合加强君主集权专制政体的需要，契丹人大肆宣扬忠的道德。忠德逐渐成为契丹全体臣民自觉尊奉的道德准则。 　　一 　　对于由原始部落进入到国家组织的契丹而言，忠观念并非是在契丹社会中自然生长出来的道德观念，而是在契丹人与中原政权不断碰撞中，接受汉人儒家文化的影响，自上而下认同和宣扬的国家主流道德观念。据《旧唐书》卷199下《契丹传》记载，至少在公元6、7世纪时，契丹人仍是“逐猎往来，居无常处。其君长姓大贺氏。胜兵四万三千人，分为八部，若有征发，诸部皆须议合，不得独举。猎则别部，战则同行。本臣突厥，好与奚斗，不利则遁保青山及鲜卑山。其俗死者不得作冢墓，以马驾车送入大山，置之树上，亦无服纪。子孙死，父母晨夕哭之；父母死，子孙不哭。其余风俗与突厥同。”《新唐书》卷144《北狄传》亦记载，契丹人“死不墓，以马车载尸入山，置于树颠。子孙死，父母旦夕哭；父母死则否，亦无丧期。”这些记载都说明这个时期的契丹人尚没有孝的观念，忠的观念更是不见载于史籍。 　　契丹人的忠德观是随着契丹社会组织由原始部落联盟向君主专制过渡而出现的。至少在唐末五代之初，契丹社会组织仍是原始部落联盟形态。“其部族之大者曰大贺氏，后分为八部……部之长号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统八部。至其岁久，或其国有灾疾而畜牧衰，则八部聚议，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为约本如此，不敢争。某部大人遥辇次立，时刘仁恭据有幽州，数出兵摘星岭攻之，每岁秋霜落，则烧其野草，契丹马多饥死，即以良马赂仁恭求市牧地，请听盟约甚谨。八部之人以为遥辇不任事，选于其众，以阿保机代之。”[1]至此，耶律阿保机取得契丹部落联盟的绝对领导权，成为契丹社会组织变革的转折点。为了与中原政权抗衡，阿保机极力加强集权专制，而其君主专制的思想主要得益于汉文化的熏陶。“汉人教阿保机曰：‘中国之王无代立者。’由是阿保机益以威制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诸部以其久不代，共责诮之。阿保机不得已，传其旗鼓，而谓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汉人多矣，吾欲自为一部以治汉城，可乎？’诸部许之。汉城在炭山东南滦河上，有盐铁之利，乃后魏滑盐县也。其地可植五谷，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汉人安之，不复思归。阿保机知众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诸部大人曰：‘我有盐池，诸部所食。然诸部知食盐之利，而不知盐有主人，可乎？??来犒我。’诸部以为然，共以牛酒会盐池。阿保机伏兵其旁，酒酣伏发，尽杀诸部大人，遂立，不复代。”[1]从上述记载不难看出，阿保机巩固自己世袭独裁地位一方面是受到汉族政权嫡长子继承的世袭制启发，另一方面也暗含了暴力夺权色彩，通过“尽杀诸部大人”而奠定了“不受代”的世袭领导体制。这点颇为类似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代的立国。夏代立国就是由夏启通过暴力杀死法定禅让继承人益而取得世袭地位，从而确立了君主专制。作为以忠君为核心内涵的忠德观，只能产生于君主专制的社会中，因此，阿保机的世袭专制体制的确立为契丹社会忠德观的产生奠定了政治社会基础。 　　与汉儒天人合一观念相契合，契丹人的忠君道德观念也与天道观紧密联系。据《辽史?耶律曷鲁传》，遥辇痕德堇可汗死后，遗命立阿保机。但阿保机表示推辞，曷鲁劝他：“今先君言犹在耳，天人所与，若合符契。天不可逆，人不可拂，而君命不可违也。”并认为：“天道无私，必应有德。我国削弱，?t??于邻部日久，以故生圣人以兴起之。可汗知天意，故有是命。且遥辇九营棋布，非无可立者；小大臣民属心于越，天也。……天时人事，几不可失。……兴王之运，实在今日。应天顺人，以答顾命，不可失也。”[2]从《辽史》的这段记载看，阿保机取得世袭政权的过程虽与《新五代史》所记载的暴力夺权有所不同，但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