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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区划分标准问题研究 　　我们杜绝将域外法律制度作为标准模型生硬地引入，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制度，离不开对域外的了解和借鉴，固步自封、闭门造车终不利于中国法律制度和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大代表的选举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大制度的根基。在我国，人大代表选举分为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前者适用于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的选举，直接反映了“主权在民”的宪法原则和治国理念，是当前学界研究的重要关注点。在对自由选举、公正选举、“一人一票，一票一值”等问题的研究中，对于选区划分问题的讨论是绕不开的。合理的选区划分能充分体现出选举制度的精神内涵。 　　目前，我国对选区划分的研究多停留在价值层面的讨论，而对于可以具体付诸实践的标准问题讨论却较为少见，理论基础的缺乏必然导致具体实践的不尽如人意。中美虽在政治体制、经济基础、文化背景方面有诸多不同之处，但在选举制度上，美国不论在理论探讨还是在具体实践中都有较为成熟的经验，有值得借鉴的地方。我们杜绝全盘西化，将域外法律制度作为标准模型生硬地引入，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制度，离不开对域外的了解和借鉴，固步自封、闭门造车终不利于中国法律制度和体系的完善与发展，这也是本文写作的动机。本文将通过对美国司法实践中对选区划分的标准――“人口总数”的争议进行回顾和讨论，以期为中国现有的选区划分标准提供一个反思和借鉴的思路。 　　二、中美选区划分研究的交叉点 　　（一）中国选区划分 　　中国选区划分的规范与实践可以追溯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1]，具有相对长的历史和发展变革背景。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细则》第十八条规定“在城市里，须以生产为单位，进行选举，那些不能以生产为单位进行选举的人，则按指定地点，开选举大会。工人和劳动者的家属，则与其本人在同一地方参加选举。在乡村里，以村为单位开选举大会”。至2015年第六次修改的《选举法》确定现行的选区划分标准，期间一共有14部规范性文件涉及选区划分标准问题。根据现行《选举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配到选区，按选区进行选举。选区可以按居住状况划分，也可以按生产单位、事业单位、工作单位划分。选区的大小，按照每一选区选一名至三名代表划分”。可见，目前我国选区划分有地域代表制选区和单位代表制选区两种模式；根据该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本行政区域内各选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当大体相等”，立法已清晰表述，无论采用哪种选区划分模式，均考量人口因素，即选区划分的唯一标准是人口数量，而不是存在争议的其他各种标准。 　　（二）美国选区划分中的“一人一票”原则 　　“贝克诉卡尔案”（Baker v. Carr）[2]开启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重新划分选区的司法审查，并在这之后通过对一系列案件的判决确定了“一人一票”原则（one man-one vote），来作为处理这些案件的重要原则。 　　“威斯伯利诉桑德斯案”（Wesberry v. Sanders）[3]确立了国会议员选举的选区划分中的“一人一票”原则；“雷诺兹诉西姆斯案”（Reynold v. Sims）[4]后，“一人一票”原则开始适用于州议会议员选举的选区划分；该原则在“艾弗里诉米德兰郡案”（Avery v. Mildland Country）[5]后，更是扩展适用到地方管理机构的选举中[6]。 　　“一人一票”原则源于英国，是为了革除先前选区划分不公的弊病，英国通过立法改变了原来以郡、城市为选举单位产生议员的选区划分法，实行了以人口数量为标准产生议员的新选区划分法[7]。该原则强调的是以人口数量为依据划分选区，并使每个代表代表相同人口数量的选民。 　　不难发现，中美之间在选区划分上存在共通之处，即均以人口数量为划分标准，这是我们得以进行比较研究的前提。而美国较之中国对选区划分标准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因为美国在划分选区的实际操作中，“人口数量”这个概念是存在长久争议的。这源于对“人口”概念理解的不同：争议一方认为，在选区划分的实际语境中，“人口”泛指所有的人，“人口数量”是指统计上的包含所有人的总人口数值；争议另一方则认为，“人口”仅仅指有投票资格的选民，而没有选举权的人是排除在外的，因而“人口总数”仅指选民的总人数。 　　争议双方有各自理论的基础和支持，对美国选区划分标准争议的关注和思考，将对中国有着很大的反思和借鉴意义。 　　三、美国选区划分中的“人口总数”的争议 　　在2016年美国联邦巡回法庭对“戴维森诉克兰斯顿市”（Davidson v. City of Cranston， Rhode Island）上诉案的审理中，司法机关对“人口总数”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