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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调生为什么难扎根 　　2000年-2014年，A区总计来了70名选调生，如今近一半已不在乡镇工作，其余的正在考虑通过公考、“遴选”等途径考到省、市去。让我们一起倾听他们的心声。 　　2000年-2014年，湖北省武汉市A区总计来了70名选调生，目前在乡镇工作的有40人，占比58%；在区直部门工作的有8人，占比11%；借调到区里的有10人，占了14%；考到省市的有12人，占了17%。 　　统计显示，近一半选调生已不在乡镇工作成为不争的事实，其余的正通过各种途径设法到省、市去。例如，在2015年省考中，区里2013届18名选调生，至少有12人参加考试，4人成功入围面试，66.7%的人甚至宁愿选择从头再来的方式争取“考走”。 　　从政策口号“下得去，待得住，干得好，流得动”来看，组织部门给了选调生流动的制度途径。但从实践看，相当一部分选调生“身在曹营心在汉”，这有悖于政策的初衷，不利于基层干部稳定，不利于培养懂基层、受磨练、有群众感情的后备干部队伍。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非要“考走”呢？ 　　找不到工作的“存在感” 　　并非外界想象的那样，被分配到乡镇的选调生会有很大的失落感。事实情况是他们有一定心理准备，尽管在语言上会表达“不满”，但并没有强烈的失落。在他们看来，基层是可以奉献青春，挥洒汗水，服务群众的地方。“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至少在初入基层的选调生看来，这是值得信赖的口号。 　　几乎所有的访谈对象都承认并没有因为身到基层而不适应，也不存在大材小用之惑。较好的适应力和心理调适，并没有让他们到基层之后就萌生“考走”的心理。至少两名被访谈对象向笔者坦陈： 　　“刚开始半年，并没有想着离开，想着在基层可以做些有意义的事情，还是能够接受的，但一年后满脑子都是离开的想法。” 　　经过笔者追问，他们道出了原委： 　　“做的那些工作太没有技术含量，真让我们‘211’大学的牌子蒙羞。再者乡镇工作中的各种资料非常累，但也没有办法，上级任务必须执行。” 　　工作是安身立命之本，只有在工作中找到价值才能让人找到存在感，让人活得有意义。而基层工作的琐碎让怀抱美好预期的选调生深感无力“吐槽”。抱有基层建功立业想法的选调生从根本上看是有理想情怀的，而现实处境和他们对施展抱负的心理预期不相称，导致他们不能安心工作，而行动上首先将工作置于可轻可重的地步，心理上则早已经将逃离作为下一步的打算。 　　看不到晋升的“大通道”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选调生到基层，或者是有为民服务的情怀，或者是有建功立业的胸怀。但有一点，他们不排斥职级上晋升，这也是他们愿意牺牲优越的物质条件而选择基层的原因。而事实上，基层晋升的空间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第一，乡镇职级能够达到的空间本身就小。据《决策》杂志统计，“截至2012年底，河南省共选调4863人，500多人走上县处级以上领导岗位；贵州省选调了8000余名，100多人担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即使在武汉，乡镇级别可达处级，但有机会成为那10%的幸运者毕竟少数，而省市提供的晋升空间要大得多。 　　第二，随着行政体制和税收体制的改革，乡镇的职能职权空间逐渐收窄。北大社会学者周飞舟将税费改革后的乡镇称之为“悬浮性”政权，乡镇的各项职权收归到县区层面。从实际来看，乡镇上的处级干部的来源也大多数从区直部门产生，如果说处级干部还能够区内产生，那区级领导几乎全部来源于市直部门，这严重加压缩了选调生成长的空间。 　　第三，本地的领导或隐或现地排斥外地人。近几年，随着公务员和选调生的大规模扩招，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A区公务员选调生队伍几乎清一色是外地人，目前仍工作在区里的58名选调生中除了两名本地人，56名都是外地人，就连武汉本地人都少。 　　第四，借调人员为谁辛苦为谁忙？借调干部是经过二次遴选到区直机关工作，但事实上他们没法调入，这是政策红线，没有空编就不能进人。这部分编制在乡镇，但借调在区直部门的选调生可谓名不正言不顺，即使借调部门会优待他们，但是毕竟没法获得重用提拔，而他们早已在工作上脱离乡镇，乡镇更没有理由让他们占用本已稀缺的领导岗位。 　　“三重挤压”和一层尴尬，让选调生的晋升空间空前收窄，只会让他们在心理上产生失落，所以“考走”成为他们一致认可的“正途”。 　　顾不到异地生活 　　的“另一半” 　　基层干部“走读”本已根结难解，A区因地处武汉近郊，“走读”尤甚。目前58名选调生有33%的人（19人）选择了在市区安家置业。由于另一伴和子女都生活在市区，他们本人每周至少5天工作在乡镇，“双栖生活”成为常态。对于工作在乡镇的选调生，“双栖”是工作日在乡下，周末回城，而对于工作在区直的选调生则表现为白天在乡下，晚上回城。这一来回，少则1个小时，多则100分钟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