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话剧文本的言语缝隙.docVIP

透视话剧文本的言语缝隙 　　 长期以来，戏剧冲突是话剧文本教学的出发点，寻找冲突，关注戏剧情节，并通过理解潜台词把握戏剧冲突中的人物形象已成为话剧文本教学的不二圭臬。我们发现，这种形式的话剧文本的教学存在着无法避免的窠臼：它过于强调情节的完整而选择能够印证情节合理性的人物语言，将有丰富意蕴的潜在语言简单化、表面化，将丰满的人物形象平面化、概念化;过分地重视话剧文本的戏剧性，而消泯了话剧文本的言语缝隙所带来的多元解释的可能。我们认为，话剧是对话的艺术，作者通过话剧的对话展现对生活的理解，对生活中人性困境和挣扎的深入挖掘。生活是充满矛盾的，矛盾其实也是生活的真实逻辑，是不能单一理解的。话剧正是通过其对话的言语缝隙――除话剧语言的潜台性之外，由说话方式的选择带来的言语逻辑重点的变化、言语之间的龃龉或空白――来展现被提炼的生活逻辑以及其中的人物生存境遇。透视话剧文本的言语缝隙，能使我们关注被选择性遗忘的细节，去挖掘文本貌似没有显示的却可能真实存在的潜在情节，从而立体化、个性化地评价人物形象。 　　 以《雷雨（节选）》为例，特级教师程翔老师曾在授课时基于传统社会中侍萍有做妾的可能，提出到底谁把侍萍赶出周家之问①。从传统的分析来看，这个问题解决的要点在于“你们”一词的内涵，且看文本： 　　 三十年前，过年三十的晚上我生下你的第二个儿子才三天，你为了要赶紧娶那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你们逼着我冒着大雪出去，要我离开你们周家的门。 　　 显然，它将冲突投向于周老太太为代表的封建家长制。而程翔老师对“宁死不做妾，表现个性倔犟、敢于维护尊严的侍萍形象”的解读则将文本的分析放置在更为复杂的生活情境之中，从而丰富了情节发展的可能性。这样的问题虽然激起了文本解释的分歧，但带来了话剧文本分析上的极富价值的思考。 　　 一、透过话剧的言语缝隙，发现真实的生活逻辑 　　 一般的文本细读只是通过语境理解文本词汇的深层意义，发掘文本的组织结构;而戏剧是行动和现实的摹仿与创造，“在摹仿中艺术家所表现的现实不但可能正如现实一样，也可能比现实更丑或更美。他们所再现的人也许恰如现实生活中的人一样，也许更坏或更好”②。由此，话剧文本的细读，必须在重视语境中文本词汇意义的同时，自觉进入到生活情境中去，探寻符合生活逻辑的各种可能性。“侍萍可以做妾”虽然不是文本所有的，但却符合那个时代的生活逻辑，是真实的可能。它在对文本传统的固化认识之外，提供了侍萍形象解读的新途径，不仅体现了教师作为读者所重视的文本逻辑，也向学生传达了读者要重视生活逻辑的意旨。细细想来，侍萍出周家可以是被迫的，毕竟文本中就是这样写的;也可以是主动的，可以理解为三十年间侍萍心中压抑着的怨怼不断强化、将自己所有的苦楚全都推责于周家的表现，而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所以，当有学生提出“侍萍不愿意做妾，自己离开周家的门”时，他其实已经进入到文本所呈现的生活情境中去了。这样的例子不止一处： 　　 鲁侍萍：……我亲生的两个孩子你们家里逼着我留在你们家里。 　　 周朴园：你的第二个孩子你不是已经抱走了么？ 　　 鲁侍萍：那是你们老太太看着孩子快死了，才叫我带走的。 　　 这段对话中，鲁侍萍的话不仅在语言逻辑上前后矛盾，也不符合当时社会的生活逻辑：一位封建大家族的主事老太太会坐视着一位没有获得“媳妇”名分、被赶出家族的丫头将自家的嫡孙（即使这个孩子因病快死了）带走不理？所以存在着鲁侍萍不顾一切硬将大海带走的可能。这种符合生活逻辑的真实的可能，使鲁侍萍的形象具有倔强乃至刚烈的一面。 　　 二、透过话剧的言语缝隙，发掘真实的“潜在”情节 　　 作为叙事作品，史诗和长篇小说的情节与话（戏）剧的情节之间的区别在于，前两者的情节都是“显在”的，情节在“事件的组合”中展开;话（戏）剧的情节则是“显在”和“潜在”紧密结合的。话（戏）剧实际表现时间和舞台演出时间之间的矛盾决定了直接摆在舞台上表现的人和事只是情节中的冰山一角，而庞大的冰山之体――“幕后”“台外”那些舞台情节外的虚写的情节就要通过舞台上的戏剧展示呈现出来。《雷雨》也是如此。比如，“柜上的相片”勾连起三十年前的旧事和三十年后的现实。三十年后的现实是“显在”的情节，三十年前的“旧事”是“潜在”的情节。虽然在人物的对话中会不断地释放出关于“三十年前”之事的相关信息，但更多的信息并没有直接向读者展示。这些潜在的戏剧情节并不因为“潜在”而可忽略不计，相反，它们从生活逻辑上支撑着“显在”情节的真实可信。所以戏剧作者常常会在舞台语言中留下蛛丝马迹，来透露“潜在”的情节。 　　 正如福楼拜跟莫泊桑谈论小说创作时所说的“无论你所要讲的是什么，真正能够表现它的句子只有一句，真正适用的动词和形容词也只有一个。就是那最准确的一句、最准确的一个动词和形容词。”一般而言，话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