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教育的本土困境.docVIP

通识教育的本土困境 　　一 　　19世纪，教育家纽曼曾经说过：“大学（University）是一个传授普遍知识（Universal knowledge）的地方。”[1]在中国，1952年院系调整，综合性大学急剧减少，专业性大学成为主流。20世纪90年代末大学合并，专业性大学纷纷回归综合性大学，虽然其中存在很多问题，但大学向综合性的回归符合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则。经过漫长又损失惨重的尝试，大学终于摆脱过度专业化的进程。 　　长期以来，大学教育被等同于专业教育，近10年更是有成为职业教育的趋势。由于职业学校在中国是一个特别薄弱的环节，很多希望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不愿进入职业学校，转而进入大学，但又用职业教育的标准要求大学教育，最终出现大学教育职业化的趋势。 　　专业甚至职业教育可以取代通识教育吗？对于这个问题，民国年间的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席梅贻琦先生，曾经撰文表示：“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2] 　　在大学教育职业化的趋势下，通识教育显得非常不合时宜，但国内诸多著名学府以各种方式尝试着通识教育，具有独特的示范作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这种尝试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关于通识教育的三种误读，如果不予厘清，往往事倍功半。通识教育需要打破专业的界限，但是这不意味着它是漫无边际的。各方对通识教育的理解存在巨大分歧，分歧不在于“是否进行通识教育”，而是“进行何种通识教育”。 　　第一，把通识教育等同于文理教育。中学文理分科造成的知识结构的断裂，对于大学生来说是一个致命的缺陷。解决这个问题，依靠大学的通识教育为时已晚，需要在中学阶段取消文理分科。但是，这个观点在中学几乎引发全面反对。原因可以理解，此举将会加重学习负担。如果高考没有配套改革，中学宣布取消文理分科，只能流于形式。2009年7月，湖南省教育厅出台规定，要求普通高中所有年级不得文理分科，当时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但是，从后续的发展来看，并无太大革新。 　　很多推行通识教育的大学，试图把断裂的知识结构弥补起来，倡导文科学点理科、理工科学点文科。于是，一些大学要求文科学生学习高等数学乃至高等物理，要求理工科学生必须学习人文课程。理工科学点文科，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是文科学点理科，在很大程度上是勉为其难。一个文科大学生对于中学物理都是一知半解，如何学习高等物理？更何况，中国的中学教育，存在理科难度过高，文科深度不足的现象。并非通识教育应该完全放弃理科，但是作为通识教育的理科课程，应该是与文科有交叉的部分，比如科学史，而不是专门性的理科知识。在这种情况下，“文科学点理科，理工科学点文科”式的通识教育，成为大学生的“额外负担”，遭到消极抵制。 　　第二，把通识教育等同于人文教育。通识教育里不宜包含过多的理科课程，这跟理科课程自身缺乏通识性有关。显然，人文课程不存在这个问题，比如文学作品，除非现代派之后的部分，绝大多数人都可以读。但是，把通识教育等同于人文教育，甚至进而等同为审美教育，会忽视社会科学这个重要领域。 　　在当下中国，一个大学生最需要了解的可能是法学和经济学这些社会学科的通识，而非人文领域的文学和艺术。文学和艺术往往取决于个人的趣味，很难通过短期的通识教育完成，法学、经济学以及人文领域的历史学，构成现代公民的基本知识结构，应该成为通识教育的主体部分。一个大学生可以不懂数学公式，可以没有艺术爱好，但是不应缺乏基本的法律、经济学和历史常识，否则很难称得上是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 　　第三，把通识教育等同于经典教育。在通识教育中，需要倡导阅读经典。但是这不应该代替通识教育，尤其不能把近年来盛行的读经教育等同为通识教育。如果缺乏新思想的重新审视，即使把那些典籍全部背诵下来，也没有太大意义。 　　在缺乏通识的情况下直接阅读甚至细读经典，更是背离了通识教育，变成了专业中的专业教育。在对国学或者西学的脉络缺乏了解的情况下，细读《论语》或者柏拉图，不会有太大收获。学生很有可能把《论语》当做心灵鸡汤，把柏拉图的著作当做名人名言，这是“百家讲坛”的目标，不是通识教育的任务。 　　二 　　在这三种误读以外，通识教育还面临着三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难题：一个是大学教育向职业教育看齐，一个是大学教育被中学教育牵制，另一个是大学教育被公共课和专业课分割――这直接导致通识教育任务重、时间少。 　　如前所述，中国大学正在成为职业学校。大学与工作直接相关，就业率成为大学的紧箍咒，教育主管机构据此分配招生名额，学生据此决定是否报考。各个方向的压力，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