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市场,我们还年轻.docVIP

面对市场,我们还年轻 　　万事开头难。1990年10月12日上午10点25分，28岁的姚祥成功地开了个好头。共和国的第一笔粮食拍卖交易，姚祥第一次上台执槌，随着那枚紫檀木小槌落下发出的第一声脆响，一批驻马店地区的三等白麦便划归在中国粮贸总公司的账下，成交价是每公斤8角6分，比起拍价高出2分，买方代表的号码也是个开头的数字―00001号。 　　掌声四起，闪光灯亮成一片。一位细心的记者发现姚祥的额头已是汗涔涔的了。 　　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的建立，引起了国内外经济界和舆论界的极大关注，它的诞生，表明我国在市场经济的尝试中又迈出了一步。 　　1987年，国务院做出了创办全国粮食批发市场的决定。这决非出于灵机一动…… 　　中国是个市场发育幼稚的国度，尤其粮食，几十年中一直是国家统购统销。1983年，粮食购销双轨制取代了统购统销，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国家经济发展的要求，较好地服务了生产。但问题来了：由于配套措施跟不上，使得政府对市场宏观调控手段的乏力。1984年卖粮难，无力处置；1987年买粮难，到处哄抢粮食哄抬价格，难以控制；1989年多收点粮，又无力转储备。 　　当吆喝着“换大米”的小贩们走街串巷时，大批粮油贸易公司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粮食采购员、推销员满天飞，工农兵学商一起来贩粮。粮食，忽然成了有利可图的商品，一时间，到处是粮食交易，又到处没有规范市场；到处是价格，又到处没有权威价格。这种混乱局面已开始严重冲击国民经济的发展。 　　于是，出现了如下构思，以解决当前的问题：一是恢复统购统销体制，其理论依据是，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我国人均占有粮食将在800斤上下，没有商品粮食可言。这一意见自然被否定了。二是全面放开粮价。这一意见也被否定了。原因是即使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粮食出口国，对粮食的管理也从未实行过所谓“全部放开”。第三种意见是建立国家粮食批发市场，通过这一环节，将“活”的一块（即国家订购以外的议价粮）理顺管好。这个市场被定在地处中原的郑州。 　　从构思的提出到第一声槌响用了3年的时间。 　　面对新的交易方式，总有一个适应过程。穿新鞋走老路，人们难免一步三回头……… 　　毛合营，这位从名字便可猜出年龄的信息部部长，说话的声调慢慢的，细细的。 　　“我们管过去那种随意性很强的自由交易叫‘私下交易’，这种私下交易弊端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就是履约率极低。付货不给钱的，付钱收不到货的，质量与合同要求不符的……到处是扯不完的皮，交易过程中有着打不完的官司。我们这个市场就是为交易提供一个公开的、公平的竞争场所，同时，有严格的法律监督，以保证履约。” 　　交易厅内，一位苏北的采购员正叫苦连天：“这个市场要早成立几个月就好了。我刚从西北回来，去追一笔款子，从东南到西北，飞来飞去，要吃要住，差费花了上千，款子还是没追回来。” 　　“合同？合同算个什么？”一位上海的采购员说：“去年瓜籽特别紧俏，我从甘肃订了一车皮，价钱合同上写好了。货到时我拿着汇票去提，没想到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出的价钱比我们合同上的高，结果押运员把汇票往我手里一塞，换买主了。我是打落了牙齿往肚里咽。” 　　中国人是极重人情、极讲关系的，即便是在大宗的粮食交易中亦是如此，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开口闭口都是“老关系，价钱好说”，一旦进入实质问题，便会一分一厘地斤斤计较，无论是压价还是抬价，均是毫无根据地瞎侃。因为没有权威的价格依据，粮价大起大落，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在最后成交时总觉得自己一方吃了亏。 　　郑州粮食市场的建立屏除了上述弊端，一切交易都是公开进行，拍卖中，买卖只与出价最高的买主成交，签约过程市场提供法律监督，一切均无后顾之忧。然而，人们对于这种没有讨价还价一槌定音的买卖太不习惯了。那些在过去的买卖中吃过无数次亏的采购员们仍寻求“谈”的机会，试图通过三寸不烂之舌多赚对方的钱或少花自己的钱。他们不相信那枚紫檀木小槌的公正性，同时怀疑电脑所显示的价格的权威性。上文中提及的两位大吐苦水的采购员，最留意的是卖方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场外自由交易。 　　那些干了多年的“老粮食”们，对这个现代化市场太不习惯了。他们不习惯于穿着整齐划一的场地交易服，不习惯于不准吸烟，不准随地吐痰的规定。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局面：自市场开业至年底，真正靠拍卖达成的交易，用不了十个手指头便可数出来，大多数交易还是靠协商―谈。 　　拍卖即竞买，谁能保证粮价不漫无边际地扶摇直上？拍卖员是最后一道闸门…… 　　我们是在电视中知道索斯比拍卖行和克里斯蒂拍卖行的。在这些拍卖行中，富有魅力的拍卖师将竞买场面煽动得如火如荼。随着一次次报价，那些名画、珠宝、古董的价格便着了魔似的向上翻番，槌响之时，成交价格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天文数字。 　　大厅里极静，只有三两个人翻看着资料。姚祥坐着，为了抵御与清冷结伴而来的寒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