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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义务教育二十年之回顾和反思 　　访谈动机 　　1986年制定《义务教育法》至今的20年中，中国的义务教育取得了巨大成绩，也暴露出不少问题。日前，《义务教育法》修订草案提交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在这样一个时刻，对中国义务教育20年的历史进行回顾、反思，对中国义务教育的发展提出展望，是需要的。也只有直面已有的成绩和问题，中国的义务教育才可能在未来取得更人的进步。 　　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 　　劳凯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所所长、教授 　　修订法律非常必要 　　新京报：如何评价这20年来的中国义务教育? 　　劳凯声：应当说，从1986年《义务教育法》出台以后，中国的义务教育有了较大发展，但我们还要看到，发展义务教育，除了要有法律保障，还要有公众的热情，要有政府的积极作为。从近些年来看，中国社会的变迁带来一系列新问题：比如国家与教育的关系、义务教育的经费保障、保证人民公平享受教育的机会等。这些问题在最近几年，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突出起来，因此对《义务教育法》进行修订是非常必要的。 　　杨东平：现在看来，当时对义务教育的认识和理解有较大的偏颇。最重要的是没有意识到普及教育的重要性，没有充分意识到义务教育主要是国家的义务。在国外的《义务教育法》里面，绝大多数国家认为接受义务教育是公民的权利，国家的义务是为公民接受义务教育创造条件。在我国，由于这种观念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所以在义务教育的管理模式上采取了低重心的做法，即把义务教育的政府责任下放到了地方。 　　义务教育首先是政府的义务 　　新京报：在政府、学校、家庭中，义务教育首先是谁的义务? 　　劳凯声：所谓义务教育，它应当有三个特征：一是强制性，义务教育就是“强迫教育”，强迫每一个适龄儿童入学接受义务教育；二是免费性，因为政府强迫学生上学，有家长可能会说：“我没有经济能力，上不起学。”所以如果不免费，强迫性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三是中立性(世俗性)，以此使教育与宗教相分离。所以如果一个适龄儿童没有上学，有关机构追究其父母或监护人的责任，这是合理合法的。这和政府的责任是两回事。 　　新京报：监护人的责任与政府责任之间是什么关系? 　　劳凯声：保证义务教育能够实施、保证向所有人提供受教育的条件，这就是政府的责任。两者之间的关系，简言之，就是政府保证能够为人们接受义务教育创造相应的条件。义务教育方面的责任，处在第一位的应该是政府。政府应该办学校，培养师资，通过立法规定必要的办学标准并创造这样的条件，使得所有的人都有条件进入学校接受义务教育。 　　新京报：个别地方政府利用“国有民办”等方式，引进民间资本办义务教育，甚至以此逃避应有责任。这次义务教育法的修订是否对此做了一些规定? 　　劳凯声：如果政府没有提供相应的教育条件，导致适龄儿童在事实上不能享受到受教育权，这肯定是政府的责任。据我所知，现在一些地方，政府放弃了在教育方面应该负起来的责任，比方说本应由政府兴办的义务教育学校，可政府规避责任，引进社会资本和民间力量，但资本的本性都是要追求利润的，因此民间资本的介入并不能保证最终结果的公平。这就使义务教育领域变成了必然会追求利润的场所。在任何一个国家，义务教育都是要求所有人接受的教育，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公共产品，所以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是由政府来予以保障的。 　　新京报：在政府义务方面，这次会有哪些修订? 　　劳凯声：《义务教育法》从文本来看，是一部相对比较粗糙的法律。但我们要注意到，围绕这个文本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法规文件，组合起来就构成了我国义务教育法律体系。这个法律体系的问题是什么?当初规定的政府责任在事实层面主要下放给了地方政府(主要是县乡两级)，这当然主要是指农村，城市另当别论。中国社会的发展有一个梯度，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均衡，一些地方政府有能力承担义务教育的责任还好，一些地方政府没有能力独立承担这个责任，就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他们或者引进民间资本运作，或者撒手不管。最近这些年义务教育领域出现的一些混乱，我想根源就在于此。 　　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新京报：过去20多年，教育经费投入比重与GDP增长之间不成比例，主要原因有哪些? 　　劳凯声：1993年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到20世纪末要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的目标。提出这个目标，当时也是考虑了又考虑。4％其实是比较低的，但即使这样一个低水平的指标，都从来没有达到过。从财政角度说，义务教育经费占GDP比例本身过低，所以导致缺口比较大；另外，在财政拨款的分配环节也有问题：现在的状况是国税是大头，地税是小头，却由地税为义务教育“埋单”，中央财政中的教育拨款主要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