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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理论研究回溯和反思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回溯与反思国外优势理论的沿革和我国关于“自主创新”路径的争论，分析当今国际贸易格局不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而是发达国家之间，尤其是产业内贸易占据主要份额，其主要原因是国际间交易的主流已经不是物化智力劳动存量的比较优势，而是活智力劳动增量的比较优势。最后得出结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创新力的竞争。后发国家要把后发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只能走自主创新之路。要使活的智力劳动要素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充分迸发出来，就要靠制度创新，我国要靠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来激励和培育自主创新力、学习能力。 　　关键词：优势理论 自主创新力 终身学习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要转变，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正当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产业发展和贸易转型换代如何凭借自身优势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竞争中并立于不败之地，是当前研究的重要课题。对此，本文试从优势理论的回溯和中国“引进技术”路径的反思中探索科技创新之路。 　　国外优势理论研究回溯 　　从斯密（Adam Smith）（1776）《国富论》创立绝对优势学说以来，优势理论就一直成为国际贸易理论和产业经济理论争论的焦点。在斯密基础上李嘉图（David Ricardo）（1817）提出相对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 Ohlin）（1933）提出要素禀赋学说（即H-O理论）（尹伯成，2005）。然而里昂惕夫（W? Leontief）（1951）运用投入产出法，发现作为先发国家的美国其资本相对丰富、劳动相对稀缺，理所当然应出口资本密集型商品，进口劳动密集型商品，但现实却与H-O结论相反，传统优势理论和当时的分析技术面临“里昂惕夫反论”的严峻挑战。1957年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通过其“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法（TFP）”进行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模型中起决定性作用。1960年基辛（D.B.Keesing）用分类分析方法也论证了美国出口产品含有较多的高技能劳动，显示出美国出口的是较高数量的高技能劳动密集型商品而进口的则是较低值的低技能劳动密集型商品和相对较高数量的资本密集型商品。20世纪60年代里昂惕夫的劳动熟练说、凯南（Kennan）的人力资本说、波斯纳（M.U.Posner）的技术差距说、弗农（R.Vernon）的产品周期说等成果丰富了国际贸易理论，对智力劳动要素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说明美国出口产品含有较多的高技能劳动。 　　1962年美国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ehenkron）总结19世纪德国、意大利、俄国等后发国家实现经济追赶的工业化成功经验，创立了后发优势理论。他认为后发国家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资金和成功经验教训，根据自身的实际，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节约科研费用和时间，快速培养本国人才，采取优化的赶超战略，使后发国家一开始就可以处在一个较高的起点，少走弯路，从而有可能缩短初级工业化时间，较快进入较高的工业化阶段。列维（M?Levy）和阿莫拉诺维茨（Abramovitz）的“追赶假说”，伯利兹（Brezis）和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等的蛙跳模型，范艾肯（Van Elkan）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追赶模型等，这些理论都较多突出了政府的作用和市场的失灵现象，主张赶超型，甚至是歧视性的经济发展路线。 　　20世纪60年代后，国际贸易格局仍表现为70%以上的贸易额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不像理论研究和预测的那样发生在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而且其产业内贸易成为发达国家贸易利益的主要来源，传统理论无法解析这种现象。20世纪80年代后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了更贴近经济现实不得不放松经济模型的前提条件假设，引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市场竞争以及人力资本等新要素的分析技术和创新思想，才取得较大的发展。林德（S.B.Linder）的需求重叠论，克鲁格曼、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和格罗斯曼（Grossman）等的“产品差异论”，杨小凯的专业化视角等，分别给予了不同的解答。1980年波特（Michael.Porter）的竞争优势理论，认为由于当今世界竞争更多是依赖于知识的创造和吸收，一国的贸易优势不是简单地决定于一国的自然资源、劳动力、利率、汇率，而是更多决定于一国的产业创新和技术升级的能力。一国竞争优势的形成和发展已经日益超出单个企业或行业的范围，成为一个国家价值观、文化、经济结构和历史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1990年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 ）和哈默尔（Gary Hamel）的企业核心竞争力理论，认为企业核心竞争力来自于企业组织的集体学习，知识与技能的有机结合，以及经验规范和价值观的传递，它是获得持久竞争优势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