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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使用和政府信任感关系研究 　　摘要 本文运用CGSS2010调查数据，从互联网上网信息传播方式的角度来讨论了现代信息社会的发展对人们的政府信任感的影响。通过倾向值匹配，本文发现人们的受教育程度越高，使用互联网对他们政府信任感的减弱作用越明显。而对于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人群，互联网对他们的政府信任没有显著的影响。表明人们在上网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信息的自我选择机制，信息在虚拟空间的流动既迅速又有较强边界性，但是这种信息的自我选择机制主要体现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身上。 　　关键词 互联网；政府信任感；受教育程度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一、前言 　　人们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们对政府行为的理解、对政权合法性的判断以及人们对政府行为的服从/反抗。国内外诸多研究发现，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感受到诸如文化、制度环境及人们对政府的期待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互联网逐渐成为人们各种信息来源的主要渠道之一，其中当然包括各种与政治有关的信息。根据美国皮尤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48%的美国民众主要通过Facebook来获取各种政治信息，成为仅次于电视（49%）的第二大政治信息来源。截至2015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6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8.8%。2015年上半年，中国网民的人均周上网时长达25.6小时，其中搜索引擎、网络新闻作为互联网的基础应用，使用率均在80%以上。表明互联网也成为了中国网民了解时事政治的主要来源之一。尤其是近年来，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多伴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声。而网络媒体的发声虽说不能导向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感，但也是为转型期政府的公共行政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比如，2011年，“7.23”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的处理过程中，网络上充斥着各种关于事故发生与处理方式的信息，使得政府的公信力不断流失，并影响了后期救援的开展。新闻发言官的一句“至于你们信不信，我反正信了！”更是红遍大江南北，成为网络流行语，表达了网民对事故处理方式的诸多质疑。 　　中国正处在深刻而快速的社会转型期，需要以维系全局稳定为前提。但是信任是行动的前提，如果不能厘清网络的使用对人们政府信任感的因果效应，将大大增加执政者追求幸福善治的治理成本，也不能为民众提供公平正义的认知框架。因此，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感就成为了一个亟待探讨，并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的问题。本文以CGSS2010调查数据为基础，讨论如下问题：1.使用互联网是否会降低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感？2.这种影响在不同群体中是否存在差异？ 　　二、研究回顾 　　已有研究发现，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宏观层面的政府治理绩效、社会资本等，微观层面的社会个体的社会参与程度、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但是，这些不同因素如何影响到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感？本文认为，主体的信息获得情况是其中的关键性中介。宏观因素提供了们产生认知的信息，微观层面的因素则会影响人们对信息的筛选。 　　人们对事物的评价依赖于他们对该事物的感知，而这种感知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获得的相关信息。对政府的信任也不例外，各种影响因素都可以还原为不同类型的信息，这成为人们对政府进行信任判断时的依据。那么，海量信息的互联网出现后，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感发生了怎样的改变？目前主要有两种理论解释： 　　一种解释认为，互联网上的信息可以实现在不同人群中的自由流动，从而改变人们的政治态度，包括人们的政府信任感。传统的媒体，比如电视、报纸等，掌握在社会精英手中，他们来决定传递给大众的信息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可以传递给大众的，这一般会导致人们较高的政府信任感。但是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这种白上而下的信息传递过程，信息在网络中的传播是不同于某种政治机构或意识形态机构开展的白上而下的纵向的宣传教育，其中大量的信息传播是在网民中或在广大社会成员中横向的信息交流、沟通与评价。这种横向的平面化信息传播，一个最突出的作用是增强了处于社会生活不同层面上的沟通效应，使得基层社会成员通过网络关系可以向传统权力结构发出批评、否定甚至颠覆传统的权力。而这种多渠道来源、较少经过“筛选”的信息来源，削弱了传统媒体对信息的掌控，使得各种关于政府的负面信息较之前更容易被感知，从而削弱了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感。 　　Tobin Im等人对韩国的研究发现，人们的上网时间越长，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感越低。《中国社会管理绩效评估研究报告2012》也指出，在中国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的群体，与主要通过广播电视和报纸等传统主流媒体获取信息的群体相比，在基础秩序维护和公共物品供给等几个维度上对政府的评价均比较低。 　　第二种解释认为，人们在网络互动过程中对纷繁复杂的信息并非来者不拒，而是有一个自我选择的过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