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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四则解读和现代思考 　　一、引言 　　在汉王朝趋向崩溃、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过程中，作为维护大一统政治的国家意识形态而存在的儒学也逐渐衰微。但儒学并未从社会政治生活中退出，它的某些内容（如对“礼”的探究）受重视的程度甚至超过前代。随着儒家经典的新义阐释、老庄学说的发展兴盛、佛教思想的流布日广，魏晋便成为自春秋战国以后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而《世说新语》一书正是通过汇辑各种有关文献资料并加以修饰整理，集中呈现了魏晋士人的精神面貌，从而反映了魏晋社会思想文化的特点。当中诸多社会人生的经验、智慧理性的哲学思考对现代社会生活文化价值的建设不乏有着深刻的启示。 　　这里选取四则，就此略以论述。 　　二、群体意识的崛起 　　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后进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为登龙门。（《德行》四） 　　两汉时期以儒家经学为中心形成的名教体系，到了东汉末年开始面临重重危机。所谓“名教”，望文生义就是立名为教的意思。放到生活实际中，其就是各时代一定社会价值观的具体体现。这一概念也是不断变化的。其本身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文化现象。 　　在中国传统的“名教”概念中，我们可以追溯到孔子的正名说。《论语?颜渊》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使君成为君，使臣成为臣，使父成为父，使子成为子”。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所谓的正名说，目的在于“使其真正的关系、义务和制度尽可能地符合它们理想中的涵义”（胡适语），也就是用理念来规范事实。 　　儒家的名教牵涉所有人的人伦关系。在古代，君臣、父子关系是首要的和基础性的。到了魏晋，所谓的君臣之义较前已经变得非常淡薄，面对名教体系的危机或者说崩溃之势，士大夫阶层的反应是比较强烈和复杂的。《德行》篇第四条中关于李元礼（李膺）的说法，李膺就是要把确立和维护他所认定的正当的社会价值观作为自己的责任，他的社会价值观当然是以儒家名教体系为核心的。李元礼出身于官宦世家，曾任河南尹、司隶校尉等要职，以敢于对抗骄横的宦官势力而著名。受到当时喜欢议论朝政的太学生的大力拥戴，被尊为“八俊”之首，“俊”是指为人之英杰。余英时认为东汉末年出现了士大夫的“群体意识”，他说：“惟自觉云者，区别人己之谓也，人记之对立愈显，则自觉之意识愈强。”（《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 　　士大夫群体联络、呼应和崇拜领袖人物，形成结党交友之风，正是在他们与宦官集团的激烈冲突中，士大夫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自身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所必须坚持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利益。士大夫们想要担当结束思想混乱的责任，通过重新申明社会各阶层的正当关系与义务，重建合理的社会秩序，他们认为自己才是真正能维护合理社会秩序与文化价值的人。 　　三、个人精神的彰显 　　（一）谢公道豫章：“若遇七贤，必自把臂入林。”（《赏誉》九十七） 　　逍遥山水，成为了魏晋大多数士人的生活情趣与理想境界。魏晋玄学促使理想人格美与自然美发生直接联系，士人们在解除“名教”的枷锁之后，放浪旷达，飘然高逸，于山水之中悟道畅神之风尤甚。玄学家们往往身体力行，自觉实践玄学人生观，将其升华为“天人合一”的审美体验。诚如阮籍所言：“夫山静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君子之实也。”“与造化为友，朝餐阳谷，夕饮西海，将变化迁易，与道周始。”嵇康亦云：“因自然以托身，并天地而不朽。”他们的不少作品都是这种高情远趣的表现。“逸气假毫翰，清风在竹林”。投身于大自然的怀抱，远离世俗的纷扰，寻找人生的自由天地。他们感受到不只是林下风韵的愉悦，而更多的是神奇的天籁触动了心中的意象，从而达到与山水自然的默契和交流中，逐步领悟并深化着“生命与自然”这一人生哲学。由此可知，自然已进入了魏晋人的审美视野，对山水的倾心也不只是个别人的心态。从“七贤”的竹林之游、“二十四友”的金谷园之乐，到东晋的兰亭之会，陶渊明的归园田居，无不表现出人与自然的亲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自然美的欣赏，完全有别于儒家“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比德”方式。他们在登山临水之际，将超然的心境升华到“玄”的境界，体悟得道的至乐。当然，这“至乐”的审美情趣也不尽相同：七贤之游，是为避祸，寻找精神的憩园，重塑高洁的人格；金谷园之乐，却是名士的放达与人生的沉醉；兰亭之聚可谓名士的风雅洒脱；陶渊明更是淡泊人生，对田园生活由衷向往……但不管动机如何，山水自然总是他们人生亮丽的风景线。 　　（二）桓玄问刘太常曰：“我何如谢太傅？”刘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贤舅子敬？”答曰：“楂、梨、橘、柚，各有其美。”（《品藻》八十七） 　　人物品评，是通过外在形貌发现人物的内在品性本质，是对人进行从形骨到神明的审美批评和道德判断。在这些评判中，我们看到了魏晋人的独特风度。 　　魏晋风度，它彰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