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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丛报和中国语言文字研究 　　〔摘要〕 《中国丛报》是鸦片战争前后在广州口岸发行的一份英文月刊，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卫三畏等印刷发行。《中国丛报》发表的关于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问题的文章，是当时西方正在兴起的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刊作者发表了一些关于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性论文，值得加以注意。一些文章从西方的语言学观点和方法出发，就中国语言与西方相异之处进行了探讨。还有一些文章对中国文字的构成规律和某些特点词汇的具体用法，结合当时传教士关心的译名问题进行了讨论。该刊关于中文语法的研究，可以作为当时传教士出版的专门著作之补充。其作者就汉字注音方案的讨论和关于汉字拼音化的构想，则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进行了值得注意的发展，并为后世的相关工作提供了基础。 　　〔关键词〕 《中国丛报》；中国语言；中国文字；汉字注音；汉字拼音化 　　〔中图分类号〕K2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8)04-0137-08 　　 　　对近代来华西方人士而言，学习与研究中国语言文字，掌握与中国人交流的工具，是他们开展事业的前提。无论是那些逐利而来的商人，还是希望在中国传播“福音”的传教士，或是身负政治使命的外交官，都需要了解和掌握中文这一交往工具。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方面可资利用的研究成果极为匮乏。虽然从明清之际开始，有些来华西人已在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方面进行了初步尝试，(注：有关其时西人的中国语文研究状况，可参见E. C. Bridgman，The Chinese Language，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 3，pp. 10-12； J. R. Morrison，Review of the Facilities Existing for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 7，pp. 113-121.) 　　〔作者简介〕(注：吴义雄，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广东广州 510275。)但总体来看，直到19世纪前期，西人的相关研究仍明显不足。这种情形，固然与清朝限制外人学习中文的政策相关，亦因其时来华西人中有志于此者甚为稀少。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认为，西人之所以普遍不愿学习中文，“或是认为它太难学了，或是认为不值得将它作为自己思考和学习的对象”。(1) 　　但随着中西经济、文化关系的进展，在1830年代，也出现了一小批精通中国语言文字的西方人士。在他们当中，有《大清律例》的英译者、曾经跟随马戛尔尼使团晋见乾隆皇帝、之后长期在广州英国商馆服务并参加阿美士德使团、回国后活跃于英国政坛的斯当东；有欧洲大陆法、德、俄诸国的几位汉学家；有在南洋华人聚居区活动的基督教传教士，等等。其中，在广州-澳门地区活动的西方人士所进行的工作最为突出。他们当中，有极负盛名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和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父子，普鲁士籍的传教士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1830年代陆续来华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伯驾(Peter Parker)、特雷西(Era Tracy)，以及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英国商人罗伯聃(Robert Thom)等堪称通晓中文的人士。他们人数不多，却是一个态度积极、孜孜不倦、积极进取的群体。他们以明清之际以来历代欧洲学者所取得的相关成果和学术传统为依托，进行中国语文研究。他们除了出版研究专著、编纂词典等工具书外，还发表了大量论文。他们进行学术研讨的一个主要阵地，就是于1832到1851年先后在广州、澳门、香港等地发行的《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 　　《中国丛报》发表的关于中国语言文字研究的专题论文有数十篇之多，此外尚有许多涉及此方面的文章。这些作品，构成19世纪前期西方关于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成果的一个重要部分。现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些评介。 　　 　　一、关于中国语言特点的研究 　　《中国丛报》的作者们首先注意到的是中国语言的特点。这是因为中国语言与他们的母语有天渊之别。在裨治文看来，中国语言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的“原生性”(originality)。他认为中国语言起源的线索已经消逝在“大洪水之后历史的早期阶段”，它在形式和结构上与其他语言无关；它“似乎是在(上帝)变乱了人类语调之后就兴起了，而且与人类其他分支的语言形成了广阔的分界线”。与这种独特性联系在一起的是它的持久性，在世界历史经历了沧海桑田，新的语言不断涌现之时，“中国语言变化甚微”。他在此指的是书面语言，认为其习惯用法和写作标准基本上维持了下来。(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