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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公益保护和劳动公益诉讼研究 　　摘　要：劳动公益是劳动者阶层共同享有并为劳动基准法强制保护的社会利益，它集中体现和代表了现代社会中居于多数地位的职业劳动者的群体利益，其实现程度可以充分显示一国的人权状况与法治水准。然而，我国目前的劳动公益保护并不尽如人意，劳动公益在实践中屡遭侵害、处境艰难，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现行法律救济机制已难以胜任劳动公益保护的重任。为此，我国应适时进行劳动公益诉讼立法，为劳动公益保护提供新的制度支持。 　　关键词：劳动公益；救济机制；劳动公益保护；劳动公益诉讼 　　中图分类号：D9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7)03－0100－03 　　 　　目前，学界对行政公益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的讨论可谓如火如荼，而对劳动公益诉讼却几乎无人问津。笔者认为，将公益诉讼引入劳动关系领域，以劳动公益诉讼来解决我国日益突出的劳工问题，不失为一项明智的选择和安排。本文力图在此方面做一尝试，以求能达抛砖引玉之功效。 　　 　　一、劳动公益及其在我国的保护现状 　　 　　公益是公共利益的简称，是私益即私人利益的对称。在我国，公共利益有社会利益和集体利益之分。前者为整个社会所有，谋求的是全体公民的福祉；后者则重在满足某一社会群体的需要，为部分人所享用。劳动公益是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构成部分。近现代工业的迅猛发展，在各国造就了一支庞大的职业劳动者队伍。作为劳动力的所有者和提供者，他们不仅有共同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而且有着一致的利益期待和社会诉求，他们都希望限制工时以缓解劳动紧张享受闲暇，提高工资以确保生活安定，加强劳动保护以降低职业危害，参加劳动保险以解除后顾之忧，等等。这些共同的期待和诉求虽然只涉及职业劳动者的群体利益，然而下述的共同特征又使其毫无疑问具有公益的属性。第一，利益主体的广泛性。这些利益的享有者是在工业社会或现代社会中居于多数地位的职业劳动者群体，而非某个或某些特定的劳动者，完全符合“不特定多数人”之原则要求。第二，利益内容的公理性。这些利益所包含的工资、工时、职业安全、劳动保险等内容，无不与劳动者的生存息息相关，而“生存是人类的第一公理，生存利益是一切利益的基础，是高于一切的利益”。第三，利益实现的脆弱性。劳动者是劳动关系中的弱者，他们无论在经济实力上、社会关系上抑或是在信息的获取上都不能和强大的用人单位同日而语，因而他们的权益在实践中最容易受到用人单位的漠视和侵害。第四，利益关系的基础性。劳动关系在现代社会关系中居于基础性地位，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是整个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而劳动关系是否和谐稳定又取决于劳动者的利益能否得到满足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满足。可以说，侵害劳动者的共同利益，就是危害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而保障劳动者利益的实现，就是保障社会的生存与发展。 　　对劳动公益提供保护是劳动法的使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通过一系列劳动立法，迅速构建起了完整的劳动标准体系，并使之在劳动关系的调整中发挥主要作用。然而遗撼的是，劳动基准法的实际执行效果并不理想，劳动标准在很多企业经常得不到严格遵守。首先，劳动者的标准工时是每天8小时每周40小时，但实际上超标准工作对手各类企业的职工而言已是家常便饭。其次，从包工头到企业再到政府部门，几乎所有使用民工的地方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欠薪问题。民工的讨薪之路艰难坎坷，以至于需要日理万机的国家总理亲自出面为民工讨还公道。[1]再次，职业安全关涉到劳动者的生命健康，是劳动者享有的基本权利之一，但很多工厂安全设备落后，违章作业严重，恶性工业事故频频发生。最后，企业拖欠职工社会保险费的问题十分严重。以养老保险费的征缴为例，截至2002年底，我国拖欠职工养老保险费的企业已经超过30万户，累计拖欠费额达439.9亿元。应当坦言，我国的劳工问题日益凸显，劳动公益的保护任重而道远。 　　 　　二、我国现行法律救济机制面对劳动公益保护的尴尬与无奈 　　 　　我国劳动法律救济机制由劳动执法、劳动争议处理和集体谈判三种制度有机结合而成。其中，劳动执法借助于公共权力机构的监督检查和行政处罚来强制用人单位严格执行劳动标准；劳动争议处理是在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启动劳动争议仲裁或诉讼程序，制裁违法行为，维护法律权威；而集体谈判则是由劳动者的团体组织――工会和雇主或雇主组织通过谈判的方式达成集体合同，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实现劳动者团体一致的自我救济。这样一个看似完美的法律救济机制为什么不能充分发挥其对劳动公益的保护作用呢?笔者认为，现行法律救济机制所内含的各种制度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弊端，使得这一机制在整体上赢弱无力，面对肆虐的劳动侵权行为无法有效应对。 　　 　　l.执法不严。执法不严在我国的劳动法治实践中已是不争的事实。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