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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研究和翻译研讨专题 　　“五经”是中国最古老、最神圣的典籍，两千多年来一直被公认为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经典，是中国思想体系形成和政治体制建立的主要理论依据，对中国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几乎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但迄今为止，却没有一套适应世界各国人民学习、了解中国文化需要的多语种“五经”译本。因此，2009年7月27日，国家汉办在北京召开了以重新编译、传播中国儒家文化原典为宗旨的“五经”研究与翻译国际学术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这标志着中外学者合作开展“五经”多语种译本的翻译工作正式启动。 　　会议由国际著名汉学家施舟人教授主持，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位知名汉学家，在会议期间研讨了“五经”的翻译体例、底本、出版等问题，并分别就相关的内容作了发言。以下选登部分知名专家的与会发言，以飨读者。 　　 　　编纂《儒藏》的经验(发言稿) 　　汤一介 　　 　　为什么我们要编纂《儒藏》?这是因为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学术文化常是儒、道、释三家并称，但儒学在三家中一直居于主流地位。然而历史上编有《佛藏》、《道藏》，而无《儒藏》。明、清两代学者都曾提出编纂《儒藏》的设想，但因工程浩大，未能实行。当前，我国由于经济发展良好，有能力把编纂《儒藏》提到日程上。此一项目已于2004年启动，取得初步成果。 　　我认为，编纂《儒藏》对中华民族的复兴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儒学的复兴是分不开的，这是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儒学自孔子起就自觉地继承着夏、商、周三代的文明，《五经》是承载夏、商、周三代文明的传世文献，它是中华文明发育、成长的学术文化之根。在20世纪，我国曾有三位重要的儒学大师，他们被称为“现代儒学三圣”，就是作为哲学家的熊十力、作为文化学家的梁漱溟和作为经学家的马一浮。现在我们常常谈“国学”，但是何谓“国学”有着种种不同的看法，而作为“经学家”的马一浮，他认为：“今楷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马先生这个看法，确有其独到见地。“六艺之学”，即“六经之学”，然因“乐经”已失，故只有“五经”。盖“五经”为中国学术文化之源头，而其后我国历代之学术皆源于此，每朝每代通过注疏而有发挥。故作为中华文化之源头的“六艺之学”，其中必有“普世价值”的意义。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现由“孔子学院总部”组织，由施舟人教授主持翻译《五经》，让世界各民族人民共享“五经”的丰富内涵，此实是一大功德。 　　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最近写了一篇题为《(儒藏)与新经学及文艺复兴》的文章，文中说：“经书是我真理标准，去衡量行事的正确与否。”饶宗颐先生对“经”的重视，其意甚深。盖同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必会遇到某些相同的问题，在历史的长河中，各不同民族都会提出一些对解决所遇到的问题行之有效的理念和方法，这些理念和方法经过积淀而成为“经书”。“经书”所讲的“道理”就是“常道”，这样我们就有了做人行事的准则，而这些做人行事的准则应是具有“普世价值”意义的。我们编纂《儒藏》就是希望把“经书”中的“常道”介绍给世界各国人民，同时我们也会十分重视其他民族“经典”中有“普世价值”意义的“常道”。 　　北京大学儒藏中心现正组织海内外学者400余人把儒家典籍编纂为一套大丛书，以校点排印本的形式首先出版《儒藏》精华编，然后再出版《儒藏》的“大全本”。《儒藏》精华编收书近600种(其中包含韩、日、越历史上的儒学者以汉文写作的儒学典籍)，《儒藏》精华编以四部分类，而其中“经部”占全书总量的1／3。我们编纂《儒藏》的目的是希望为世人提供一种较为可靠、经过整理、便于利用的儒家典籍的大丛书。整理古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要付出艰苦的劳动，需要有深厚的学术素养和认真负责的治学态度的。北京大学牵头组织的《儒藏》精华编，现已出15卷约1200万字，今年将共出50卷4000万字。经过近六年的劳动，我们大体上摸索出一套整理古籍的经验，它也许对整理古籍有点帮助。下面我概略的介绍几点我们的工作经验，供参考。 　　第一，要慎重选择合作单位和每部书的校点者。现在《儒藏》精华编是由中国、韩国、日本、越南四国学者共同承担，例如，《经部?易类》的承担单位，我们选择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来承担，因为他们无论人力还是所藏《周易》方面的书，都比较强；又如，我们选择《集部》中的元人儒学文集，由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承担，因为他们所整理的元人文集刚出版，受到好评，因此有良好基础。在日本方面，我们请户川方郎教授任主编，他在日本学术界的地位、威望和学术造诣应该说是最合适的人选。 　　选择“校点者”，我们得先制定一比较详细而又可行的《校点体例》，要求校点者按照《体例》进行校点。这是因为参加校点的专家学者约400余人，难免校点习惯不同、水平不同，如果没有统一要求，这部书可能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