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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货币和金融一体化概述 　　摘要:亚洲货币与金融一体化一直是目前国际经济理论界关注的前沿问题。近年来,随着亚洲各国经济体制的变革,区内经济的合作与政策协调的强化更加突出,外部经济的变动和金融环境的改善更加明显,对亚洲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的相关研究也显得更加重要。本文试图从亚洲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的理论出发,分析当前亚洲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的现状,总结亚洲货币与金融合作的具体模式,最后提出相应建议并对有关文献进行了回顾和梳理。 　　关键词:亚洲;货币;金融;一体化 　　 　　一、亚洲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的理论基础 　　(一)最优货币区理论 　　最优货币区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在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的激烈争论中,美国经济学家蒙代尔(Mundel,1961)最早对最优货币区概念进行了阐述。他认为,要使弹性汇率更好地发挥作用,就必须放弃各国的国家货币,转而采用区域性货币。当要素在某一区域内能够自由流动,而对其他区域不能流动时,具有要素流动性的区域,就适合建立一个货币区。这种货币区就是所谓“最优货币区”。此后,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Mckinnon,1963)、伊拉格姆(Ingram,1969)、凯南(Kenen,1969)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总而言之,最优货币区实际是指由一些彼此间经济比较开放,商品、劳动力、资本流动比较自由,经济发展水平和通货膨胀率较为接近,经济政策比较协调的地区所组成的独立货币区。 　　(二)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一体化 　　20世纪70年代后,欧共体开始走向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经济理论界对最优货币区讨论的重点也由建立它的前提条件逐渐转移到它的成本和收益上。Krugman(1990)以欧盟和芬兰为例,分析了芬兰加入欧盟的成本和收益曲线,得出了著名的GG-LL模型。通过GG-LL模型,可以判断一国经济环境的变化对其加入货币联盟的影响。但是Krugman的GG曲线和LL曲线只是一个理论的抽象概念,不可能描绘出一国加入货币联盟的GG曲线和LL曲线的准确位置,也就不可能准确判断其加入货币联盟的临界点。Obstfeld和Rogoff(1996)对货币联盟的成本收益分析进行了总结,并给出了具体的成本收益清单,为我们判断一国是否加入货币联盟提供了很好的分析框架。 　　(三)基于博弈论的一体化 　　在国际货币合作分析中引入博弈论工具的代表人物是滨田宏一(Hamada)。滨田宏一(1985)用博弈论直观地说明了两国条件下的政策协调过程,分析表明在存在政策溢出的前提下,进行国际货币合作将有助于改进联盟国的福利。岳华、楼当(2005)将双方博弈原理推广到亚洲各国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的成本收益决策过程,分析认为亚洲各国与地区若要达到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目标,还必须致力于相关的制度性建设,才能在最优路径上实现区域货币与金融一体化。此外,蒋序怀(2004)运用博弈方法对货币合作进行了诠释,并通过Hamada理论对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机制进行了阐述。 　　二、亚洲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的现状分析 　　(一)有利条件 　　1、地区经济开放度较高 　　经济开放度可以用进出口总值/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我们以2008年作为分析年度,考查亚洲各国贸易、金融和投资这三方面的开放度,可以看出中国香港、新加坡是地区性的贸易和金融中心,对外综合开放度很高,尤其是金融开放程度;中国大陆、日本、韩国这三个大国综合开放度较低;而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则位于中间,虽然经济开放度差异较大,但是平均亚洲各国平均综合度为165.4,高于欧元区的平均综合度60.67,这说明亚洲地区各国的经济开放度较高,对汇率的波动很敏感,应该组成一个共同货币区,成员内部实行固定汇率或者单一货币。 　　2、经济互补性强,依存度高 　　亚洲地区各国之间有较强的互补性,日本作为亚洲地区的经济强国,是该地区资本和高新技术产品的供给者,也是能源和原材料的重要消费市场;“亚洲四小龙”是该地区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和零部件的重要供应者,同时也是资金的供应者;中国和东盟各国则是原材料和能源的主要供给者,也是重要的投资市场和高新技术产品的消费市场。此外,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亚洲各国和同区域内各国之间的依存度显著上升,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之间贸易结合度上升更加明显,而各国同美国之间的依存度普遍降低,中国、韩国、日本之间的贸易结合度也大幅度提高。在此背景下,亚洲各国彼此间结成货币联盟,相互之间把汇率固定下来,将会给整个区域的贸易带来巨大的利益。 　　(二)不利条件 　　1、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低 　　由于自然失业率的存在和人们心理预期的作用,从长期来看,通胀率和失业率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也就是说政府无法选择一个通胀率和失业率的最优点,但是短期内,通胀率和失业率之间有明显的此消彼长关系。当货币区为了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