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城市圈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和人口城镇化协调效率研究.docVIP

京津冀城市圈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和人口城镇化协调效率研究 　　摘要 在论述人口城镇化与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含义基础上，基于超效率的SBM网络模型，构建评价公共服务与人口城镇化协调效率的指标体系，从分析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效率、人口城镇化效率以及两个子效率系统组成的系统效率时空分布差异出发，探索各种效率值的变化趋势，并根据超效率SBM模型的分析结果为系统效率的改善提供指导。结果表明：①系统协调效率整体呈现“南高北低”的格局，随着时间的推移，区域协调效率逐渐降低；空间自相关分析显示，Moran’s I的数值大小由0.5逐渐降低为0.18，空间上逐渐显现集聚效应。②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效率与人口城镇化效率总体呈现“南北两头高，中部城市低”和“伞状扩散”的格局，随着时间的推移效率都出现逐年递增的趋势，空间溢出效应明显。③系统协调效率的改善方向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缩减投入冗余要素包括公共服务行业从业人员数量以及人均建成区面积；二是提高产出不足要素包括教育资源以及城镇人口比重。文章最后，根据城市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制定城市群内部的投入产出管控政策：首先，为促进公共资源配置的均等化，除了继续提高效率较低的城市公共服务资金投入的深度和广度外，还应当对于专项资金的流向进行督查和监管，提高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纯技术效率。其次，对于强有效的DEA单元区域应当合理控制人口城镇化规模，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对于弱有效的DEA单元区域应当适当配置要素投入，调整产业结构，合理推进人口城镇化进程。再次，在效率改进方面，应当精简公共服务岗位，采用竞争上岗机制；对于二三线城市应当严格控制年度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放宽一线城市的户籍准入制度，改善非户籍人口的就业环境。 　　关键词 超效率SBM网络模型；系统协调效率；空间集聚效应；潜力改善 　　中图分类号 F29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8）03-0022-09 DOI：10.12062/cpre 　　城镇化是实现生产要素空间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手段，也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1]。在城镇化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逐渐向城市集中，包括人口、土地和经济资源，这也就形成了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以及经济城镇化[2]。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由过去重视“物的城镇化”向着“人的城镇化”转变。将改善民生放在首要位置，更加注重新型城镇化。基本公共服务是指在一定的经济社会条件下，能够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求的服务。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合理扩张以及配置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新型城镇化的质量[3]。合理扩张意味着基本公共服务的资源配置水平要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相适应；合理的资源配置效率意味着公共服务资源能够有效地服务于人口城镇化进程。那么公共服务的资源配置效率和人口城镇化效率之间存在怎样的内在联系；空间上相邻但是城镇化水平不同城市之间是否存在投入产出转移的现象；是否能够通过产业转移有效地提高区域的城镇化效率都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4]。 　　1 文献综述 　　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能够满足居民享有基本生活需求的服务，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等特征，主要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生态保护等内容[5]，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效率则是指在此基础上通过投入的单位人力、?力所获得的教育医疗社保方面的产出[6]。人口城镇化是城镇人口持续增加的过程，重点在于农业人口的市民化。人口城镇化的效率不但包括人口城镇化过程中的投入产出比，同时也包括对于人口城镇化的质量的测算[7]。 　　京津冀城市圈作为我国目前三大城市群之一，除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外，还拥有唐山、保定等11个地级市。近年来，北京、天津的人口城镇化率已突破80%，然而河北省全省人口城镇化率不足50%[8]。城镇化区域差异严重，同时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也存在很大程度的不协调，有些地方甚至出现断崖式的差距，具体体现在人力资源配置不均、医疗卫生资源不能共享、还有教育户籍等制度的缺陷[9]。目前协调推进京津冀地区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效率是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当前已有学者对于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与人口城镇化展开了较多的研究。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测度与空间格局研究：王新民[10]通过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评价体系对我国31个省域均等化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范柏龙[11]运用泰尔指数法测算浙江省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并利用TOPSIS法对浙江省基本公共服务空间格局进行实证分析，凸显了浙江西南两大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现状；韩增林[12]则是借助于空间计量分析的方法，得出我国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呈现“东-中-西”阶梯状递减的结论。还有学者针对公共服务配置发展不均衡的现状进行了发展路径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