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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区域治理研究 　　[摘要]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存在战略导向缺乏、物质与信息交流缓慢、认识与行动不统一、中心城市辐射功能弱等主要问题，因此，需要明确协同发展的战略目标，从区域治理角度促进京津冀一体化，破解系统架构、创新驱动、优势再造三大基本问题，构建政府网络体系、市场网络体系和社会网络体系三个区域体系，完善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位一体的体制机制，通过打造产业分工、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科技企业、确定空间增长极等主要抓手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发展；核心架构；网络体系；三位一体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5 　　京津冀区域位于我国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的结合部，是我国经济由东向西扩散，由南向北推移的重要枢纽。促进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不仅仅是北京、天津、河北三省市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国家的战略问题。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期直至2006年，该区域经历了三次重大选择，特别是2014年2月26日，党和政府把京津冀区域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战略角度重新审视京津冀协同发展。同时，京津冀地区雄厚的技术优势和人才优势也为其在经济增长方式上选择一种不同于既有方式的全新发展道路提供了前提条件。因此，如何依靠这种先天优势，在区域一体化的同时摸索出一条自主创新、可持续发展之路，这既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命题本身的内在要求，也将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着重要的战略性意义。 　　一、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及根源 　　在政府主导和外部因素的推动下，京津冀地区经过多年的大规模迅速建设，已经进入一个加速转型期。但是，从发展现实看，京津冀协同发展存在着一些“盲动”和“冲动”的现象。 　　首先，京津冀协同发展仍然存在战略导向缺乏、物质与信息交流缓慢、认识与行动不统一、中心城市辐射功能弱等问题[1]。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姗姗来迟，地方却频繁出台各种规划，很容易形成中央与地方博弈的格局，使中央权威和地方政府公信力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影响。由于京津冀三地的发展缺乏准确的差异化定位，各地仍有“跑部进京”的现象，为争抢项目，相互压低“出价”，既伤害当地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又不利于企业“落地”后发展。例如，在产业层面上，河北与京津产业存在较大梯度差，津冀仍处于工业化时期，京津冀经济增长驱动要素不同[2]，产业对接转移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一环，通过产业对接转移构建适宜京津冀产业发展的生态系统是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必由之路[3]。因此，京津冀要按照一个产业规划，以技术“进链”、企业“进群”、产业“进带”、园区“进圈”为主线，以“项目带动、企业拉动、集群驱动、产城互动、区域联动”为格局进行协同发展[4]。 　　其次，有些地方部门仍跳不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坚守各自为政的“诸侯经济”，造成这些现象和问题的深层原因是这些部门固守自己利益。因此，问题的突破口应从区域一体化角度出发，制定恰当的公共政策，处理好人口、经济和生态的关系[5]，解决好区域地方政府的跨界公共事务协作问题[6]，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和行政官员考核、评价以及擢升机制。同时，还有些地方部门急于求成、全面出击，没有发展重点和战略步骤，而京津冀一体化从时间上看应该在三十年左右才能实现，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区域发展实际做长远考虑，包括北京要建11个新城的规划，以及河北和天津在出台各自的发展规划时都需要从长计议，稳扎稳打。 　　基于上述分析，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应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方面多管齐下，打破行政割据、废除地方保护主义、建立起一套统筹发展、规范有序的行政管理体系，这是实现京津冀内部实质性合作的关键，但是同样也不能忽视在市场经济规律指引下的民间交流与合作。从某种意义上讲，民间的社会合作比政府合作具有更持久、更根本的生命力。由此，只有明确认识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本质、关键和根本，立体化认识以破解和挖掘这些重大命题，既要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发展经验，又要了解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独特性，才能更好地促进京津冀一体化进程。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标指向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时期、新阶段提出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国家战略，是一项非常复杂、艰巨、繁重的历史性任务。加快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仅关系到该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影响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思路与战略部署，甚至影响创新型国家建设进程以及经济新增长方式探索。所以，必须明确正确的目标，并坚定不移地实施落实目标，完成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任务。一是重塑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建成世界级的技术和产业创新中心，通过技术改造和自主创新，打造新经济增长方式的引领区。二是让市场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让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