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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新闻业务规范管理鼓和呼 　　2015年6月，凝聚了一批长期奉献于新闻及法律工作和研究的专家学者心血的《媒体人新闻业务守则》及其《释义》出版发行。它不仅是一套媒体工作指南，更是寄托了其对我国新闻界在表达标准方面早日形成行业共识的期望。我刊近日采访了《守则》编写组组长、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原法律顾问徐迅，她代表编写组表达了运用法律知识、按照传媒发展规律制定一部可操作的职业新闻工作者行规手册的愿望，希望以此能形成媒体人表达标准方面的行业共识。 　　记者：徐迅老师，首先祝贺《媒体人新闻业务守则》（以下简称《守则》）一书出版！此书从筹备到出版历经10年多，倾注了作者大量心血，您当初筹备组织撰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 　　徐迅：这要从2000至2002年我在国家广电总局总编室（后改为宣传管理司）挂职工作开始，那时我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采编岗位到宣传管理岗位，这种转变使我的接触和关注重点从过去的内容传播转到传媒管理。在工作中，尤其是经过深入调研，我发现当时我国的广播电视节目内容规范管理模式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他律性（法律、政策、纪律甚至口头传达的宣传精神等强制性）规范。虽然经过努力，一些自律性规范相继产生，有其自身的价值，但也存在难以避免的缺陷，尤其在准法律或准自律性的规范方面。比如：虽然法律的公开性、稳定性及约束力强，但它不是为某个行业或某一部分人制定的，而是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因此它不可能具有广播电视业为制作节目所需要的操作性。职业道德虽然具有不同程度的操作性，却因为它主要靠从业者的内心选择，基本不具有强制力，从而降低了约束力。从1997年修订到2009年再次修订，我国传媒业最重要的自律文件《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已经有11年未做修改，现在又是6年过去了，且它在语言体系上以伦理学为基础而产生的引导力还稍欠缺。十几年来，我国新闻界遇到了一系列崭新的职业道德问题，《准则》对这些问题并未做回答，所以还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再看政策纪律和经验，虽然在当下仍然具有较强的约???力和操作性，但因不公开、不稳定等特点也致其规范价值大大缩水，这样的内容管理模式容易导致从业者职业道德疲软、行业自律机制生长缓慢、公众在对节目内容的监管中难以发挥作用等。要适应执政党依法执政、国家依法治国、政府依法行政的民主法治发展趋势，发展与繁荣文化产业，就有必要规范调整并逐渐改变这种被学术界人士概括为“他律挤压自律”的情形。在我国鼓励体制创新、制度创新的当下，我们有必要探索新的规范形式，并将以上各种规范形态的长处加以吸收、归纳与重新组合，产生一个公开的、行业共识的、内容明确的、相对稳定的、书面表达的、具有很强操作性和一定强制力的、可救济的节目标准。 　　记者：也就是说，您希望这本《守则》成为一种准自律性的“行规”？ 　　徐迅：是的。这是一本操作性很强的媒体法与伦理相结合的节目标准，我称它为“第三种规范”。这几年，我研究了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20余种广播电视节目标准的规范性文件，有各自的管理特点，也有传媒业的共识，重要的一点是作为强制性规范的法律不多，作为没有任何强制性的纯自律规范也不多，真正起主导作用的是由行业组织或媒体自身制定并执行的准法律或准自律的管理规范。其中，准法律的规范是由政府依法指定的专业委员会或行业协会制定的，包括实体和程序在内的规范性文件，参照立法的许多技术性方法，表达相当严谨，这种模式以原英国独立电视委员会的《节目标准》为代表。另一种是准自律规范，是由广播电视媒体自行制定的，集法律、职业道德和编辑经验于一身的规范性文件，风格各异，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新闻标准与操作指南》为代表。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具有鲜明的行业特色（法律并不具这一特点），同时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全部内容都是为广播电视从业者的采编制作行为做出指引。 　　其实，在我国经济领域的多个行业里，行规建设早已起步，并在规范行业行为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比如经济领域先后提出的“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诚信经济”的口号。显然，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中国经济界在自己的实践中切身感受到，法律和道德作为行为规范各有长短，各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只靠其中任何一种都难以维系社会的正常秩序，所以，经济领域的行规应运而生。它是法律与职业道德的结合体，是兼具法律与职业道德的某些特点又与二者存在诸多不同的第三种规范。希望我们这本《守则》也能成为传媒领域的“行规”。 　　记者：您认为，传媒业各种形态，比如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它们的标准有什么异同？ 　　徐迅：我认为，不论传媒是什么样的技术传播方式，其表达内容的标准应当基本相同，特别是法定标准，正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差别在于由于技术原因造成的违规责任有所不同。不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