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索型绑架罪和抢劫罪之界限问题研究.docVIP

勒索型绑架罪和抢劫罪之界限问题研究 　　摘要： 　　当场劫持人质或索取财物以及周围是否存在“近亲属般切身忧虑者”，都不是绑架罪与抢劫罪的界限，只要侵犯了第三人的自决权，就应当以绑架罪定罪。当场劫持人质的法益侵害性要比典型的绑架罪要轻，绑架罪的社会危害性还体现在其所带来的社会负面效应，即群众所产生的恐惧心理。 　　关键词：绑架罪;抢劫罪;当场;法益侵害 　　中图分类号： DF624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2015 　　一、案例带来的困惑及对通说的质疑 　　（一）关于“两个当场”说的质疑 　　案例一：2009年4月30日，商某在北京市某银行内劫持该银行保洁员乔女士，要求银行工作人员拿出14万元人民币，得到赎金后，商某挟持乔女士从银行逃走，随即被公安人员抓获。案例二：2009年7月12日，黎某潜进中国银行，拿出菜刀劫持顾客，要求银行工作人员拿钱，银行只得交付赎金，黎某逃走后被公安人员抓获。对这两起发生在京城的相同案例，却存在着前一案例被认定为抢劫罪，而后一案例被认定为绑架罪的奇怪景象。 　　对于上述类似的案件，国内有学者从行为人的心理、取财的当场性等方面认为，行为人的行为更加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并提出了两点理由，其一，在抢劫罪中，被实施暴力胁迫的人和交付财物的人可以是不同的人，如在商场中持枪恐吓保安，命令收银员给钱，应当成立抢劫罪而非绑架罪，这是考虑到被实施暴力胁迫的人和交付财物的人空间距离很近，对于暴力胁迫和财物的交付之间应当作整体评价，符合抢劫罪实施暴力胁迫后“当场”强取财物的构成要件规定。其二，在被实施暴力胁迫的人和交付财产的人是不同的人，但空间距离很近的场合，应当认为行为人只有强取财物的意思，没有控制人质然后勒索财物的意思，从主观方面看，也更符合抢劫罪的故意[1]。 　　笔者认为，该学者过于拘泥于抢劫罪“两个当场”的表面文章，认为凡是符合“两个当场”的强行劫取财物的行为均构成抢劫罪，而忽略了绑架罪与抢劫罪在法益侵害性及构成要件上的区别，才会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景象。 　　首先，犯罪嫌疑人劫持人质，并向在场第三人索要金钱的行为，亦符合绑架罪的构成要件。行为人完全是利用人质的安危向第三人勒索财物，而非直接使用暴力向他人强行取财，很明显此时侵害的法益既包括人质的人身安全，又包括第三人的自决权。而抢劫罪中的主要法益则是财产所有人的财产权。如果认为此时成立抢劫罪，则会造成法条适用与事实的侵犯客体相分离之情况，因为此时判定为抢劫罪，就意味着行为人所侵犯的主要客体是第三人的财产权，但显而易见的是，此行为中侵犯的主要法益是被劫持者的人身安全，而且对财物也没有形成具体的紧迫的危险，此时评价为抢劫罪，恐怕有本末倒置之嫌。有学者认为，这种情况下应当根据被控制人与其利害关系人的关系的紧密程度，来判断被勒索的利害关系人有没有选择的余地，即“如果被劫持的人与被勒索的利害关系人的关系相当的密切，如父母与子女关系、夫妻关系等，那么，行为人对被劫持者使用暴力，正如对其利害关系人使用暴力一样，可以视为直接对其利害关系人本人当场进行的胁迫，行为人并未给利害关系人留下选择的余地，这种情况应认定为抢劫罪;但是，如果被劫持人与被勒索的利害关系人的关系并不那么紧密，比如某歹徒劫持了一名职员到其老板家中，声称老板若不付赎金就把该职员杀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被勒索的利害关系人尚有一定的选择余地，并不能视为对该利害关系人自身直接的暴力胁迫，因而不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只符合绑架罪的犯罪构成。”[2]本文不赞同这种观点，笔者认为，绑架罪必须向“近亲属般切身忧虑者”[3]提出要求的观点是建立在绑架罪是复行为犯的基础上的。此观点认为：“就绑架罪而言，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不仅体现在对人质人身安全的侵害上，更重要的是行为人往往以加害人质相威胁，造成第三人在心理上的恐慌，侵犯了第三人的自决权，从而体现出绑架罪作为恐怖犯罪的实质。因此，根据绑架罪的罪质特征，绑架罪的实行行为无疑应是一种复合行为：其一为绑架行为，使用暴力、胁迫、麻醉等方法将他人控制在自己实力支配之下;其二为以加害人质相威胁，向第三方提出作为或不作为的胁迫要求的行为。”[4]但如今的通说认为，绑架罪是典型的单行为犯，即“绑架罪，是指利用被绑架人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人对被绑架人安危的忧虑，以勒索财物或满足其他不法要求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劫持或以实力控制他人的行为。”[5]行为人只要内心存在以人质勒索财物之目的，便可以成立绑架罪，又何必多此一举的认定所谓的“亲属关系般的第三人”？换言之，只要行为人出于勒索财物之目的绑架了被害者，哪怕并没有向任何人提出要求，行为人也已经成立绑架罪的既遂，何况行为人已经提出了勒索财物之要求。因此，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当地增加了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