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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模式和中国文化产业发展 　　[编者按]近年来，云南省在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上取得明显成效，从大型原生态歌舞《云南映像》、在法国举办的“云南文化经济周”，到丽江《丽永金沙》、大理《蝴蝶之梦》、西双版纳《勐巴拉娜西》、迪庆《香格里拉》等大型歌舞表演，再到电影领域涌现众多优秀的新人新作，电影外景地不断建立，《花腰新娘》等故事片屡获奖项，“云之南纪录影像节”在国际上也有很高的声誉。云南在西部欠发达地区，探索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区域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新途径，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云南现象”和“云南模式”。云南文化产业发展路径探索，对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丰富完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方式，推动西部地区文化产业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为此，本刊采访了全国文联副主席、前云南省委副书记丹增。正是在他的任职??间，云南模式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他也因此获得了“中国创意产业杰出贡献奖”。 　　《艺术评论》：很高兴能有机会采访丹增主席。现在正值“两会”期间，会上，文化产业发展问题也是重要的讨论议题。提及这个问题，人们必定会想到云南的经验。您能否谈谈“云南模式”是怎样的一种发展模式?您的总体思路、基本理念是什么? 　　丹增：云南是全国第一个提出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省份。在1 998年，云南省委正式提出要把云南建设成为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大省，连接东南亚的大通道。绿色经济强省是说云南要走绿色环保的发展之路，民族文化大省就是要充分开发云南的民族文化，连接东南亚的通道是说要面向东南亚开发。民族文化大省的目标提出来后，关于到底怎么做，我们做了一些研讨，云南社科院召开过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研讨会。到2000年，云南提出在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基础上优先发展文化产业，云南省委省政府早就看到了云南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真正把这个民族文化大省的目标付诸实施是在2002年。当时云南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了三句话：发展文化产业，繁荣民族文化，建设民族文化大省。 　　文化产业的发展在认识上是要把文化的两个属性分清楚。文化既有意识形态属性，同时也是一种资源，具有经济属性。过去我们的文化单纯强调意识形态属性，甚至将文化与政治等同起来。在这样的观念下文化产业很难得到有效发展。所以云南的文化发展首先是解决了认识问题，明确文化有两种属性。 　　《艺术评论》云南的文化发展能够取得这么高成就，与您对文化产业的理论认识密不可分。学界在上世纪90年代末才开始提到文化产业，在新世纪初期才认可这种观念，在大多数人对文化产业观念还比较模糊的时候，您是怎样开始关注这个问题的呢? 　　丹增：其实我对文化产业的理解不是在到云南之后才发生的，在西藏的时候我就在探索这个问题。我从1 983年开始文化工作，当时从《西藏日报》副总编的位置调到西藏自治区文化局任党组书记、局长，1984年开始兼任自治区文联副主席。从这时起，我开始研究文化，从新闻转行搞文化。1993年，我们以市场营销的手段制作了《珠穆朗玛之歌》，把西藏的佛教音乐、民间音乐结合起来，没有拿政府一分钱。当时的投资全部加起来只有八十二、三万，找了企业投资，由自治区歌舞团排练了这出节目。这个剧全部是市场运作，在北京、上海、天津、广西、云南四处巡演，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这件事情使我开始意识到，文化不一定要找政府拿钱，文化还可以创造经济价值。在此之后，还有一部电影《红河谷》，编剧和导演是冯小宁，上海电影制片厂想拍，但剧本审查比较严格。后来冯小宁找到我，我看了剧本，感觉很不错，预感到这部电影不但会有很好的社会效果，还会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当时就拍板决定拍摄，并承诺出了问题由我来承担责任。那时拍电影还没有回报的概念，是每年由国家拨款给电影厂拍摄制作。电影公映后，全国轰动，口碑票房双丰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就是在这样不断地摸索中，我逐渐意识到文化并不是单纯的只有政治属性，体会到了文化与经济密切相关的道理。如果说那时还只限于一种感性的认识，那么真正到了云南之后，看到这里拥有如此丰富的文化资源，感觉到可以在文化产业方面有所实施和突破。与西藏厚重、神秘的文化传统不同，云南文化是以多样性和丰富性为特色。云南有两宝，一是绿色生态，一是民族文化，绿色要保护，文化要开发，文化在老百姓手里，村村寨寨都有，而文化开发能弥补绿色经济的破坏。所以我想到云南要发展文化产业。 　　我曾提出过“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一体化”的建议，这个提法现在已经得到广泛认同。核心意思就是将文化的两个属性分开，从资源方面看到文化的经济价值。有了这个认识，我们开始做实验，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化产品就是在这样的思路下推出的，比如大型原生态歌舞《云南映象》、民族舞蹈诗画《丽水金沙》、大型歌舞晚会《勐巴拉娜西》，电影有《花腰新娘》、《蜡玛的十七岁》，受到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