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金融探索和突破.docVIP

农村土地金融探索和突破 　　最近十几年的农村土地流转和农村金融创新实践表明，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村土地金融创新是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必然。在农村土地金融创新路线图逐步清晰准确的当下，农村银行业必须在创新中不断改进经营管理方式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提出，“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这一政策导向在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中得到进一步推进。 　　政策闸门的打开，将促进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金融权能更加全面地释放出来，推动农村种养殖大户、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现代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蓬勃发展，在充分实现农民土地权利的经济内涵与市场价值的同时，大大提升农村土地的市场收益，使“三农”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朝阳产业。 　　毫无疑问，这一切，为农村金融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创新和发展机遇。 　　探索从未停歇 　　最近十数年来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村劳动力加速转移的强力倒逼，使得土地使用权流转速度持续加快。 　　早在上世纪末，伴随大批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农田抛荒，不少农村地区开始自发进行土地转包，反租倒包等模式也相继出现。例如，早在2000年，安徽六安市金安区土地流转面积就达4.81万亩，其中转包面积达3.2万亩。 　　成立村级土地股份合作组织也早有尝试。针对青壮劳动力常年务工经商，土地荒芜情况日益严重的实际，广东顺德、南海和浙江德清、福建惠安等地在2000年前后就成立了村级土地股份合作组织，通过将村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折价入股，村委会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探索土地的适度规模化和生产经营的集约化。2000年底，在经济不发达的辽宁省辽中县，竟有60%的村已实行了土地股份合作经营，入股的土地面积当时已达50万亩。彼时，他们的具体做法是：量化股权――股份平均分配，每亩地为一股，村民以个人所持的土地股份入股，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经营公司”，选举产生股东大会。公开竞标土地使用权――先定底价，然后“叫行发包”，同等条件下本村村民优先承包，一般一定10年。土地价格由董事会决定，同时明确红利分配。 　　目前很火的土地信托也是早已出现的模式。2000年初，浙江省绍兴县农办联合农业、土管、林业等部门在县一级设立土地信托服务中心，镇一级设立土地信托服务中转站，村一级由村经济合作社具体接受农民土地信托申请。在保证土地所有权不变、承包权稳定的前提下，土地信托机构将农民自愿转让的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在一定期限内转让给其它单位和个人。通过土地信托，使土地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和土地使用权分离，突破了原来土地使用权仅限于村一级内部搞活的界限，形成了一个县一级的土地使用权流通和交易市场，类似于一个县级的“土地银行”。 　　同样是为了达到耕地连片集中、适度规模经营、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的目的，各地农村还通过土地租赁、置换、退包以及“四荒”使用权拍卖等多种方式，开展土地流转。 　　土地流转的目的是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土地集中后，土地经营的资本密集程度大幅提高，融资难题成为制约瓶颈。规模经营带来的融资需求刺激了基于土地流转的金融创新，即使在政策和法律对集体农用土地使用权抵押始终严格限制的情况下，土地的资产属性仍使其在市场化和商业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早早获得价值发现。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土地抵押贷款就已开始试水，土地使用者将自己所拥有的土地使用权抵押给银行取得贷款，当抵押人不能按期偿还贷款时，将丧失土地使用权，银行获得权利让渡。由于土地抵押贷款涉及较复杂的政策和法律问题，虽然近年来各地屡有尝试，但问题争论和实践困惑从未间断。 　　规律的发现 　　虽然困难重重，但土地流转金融创新从未止步。尤其是近年来，党中央对农村土地问题高度关切，陆续出台新政策，引导农村土地流转，部署城乡统筹发展规划，各地纷纷在价值发现中探索和实现农村土地等农民财产权利的抵押担保融资权能，尤其是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在土地流转金融创新上的主动实践，可圈可点。而去年以来，信托业进军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更吹起了土地流转金融创新的阵阵劲风。 　　关于土地信托，除了较早出现的浙江绍兴个案，2009年以来，又相继出现了土地信托流转的湖南“草尾模式”和福建“沙县模式”。两种模式均为政府出资设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有限公司，农民与村委会签订土地信托合同，村委会将土地统一委托给信托公司，信托公司将平整成规模化的土地出租给农业企业或大户等租赁方，获得的租金由信托公司统一分配给农户。这里的信托公司是一种中介组织，类似于国土管理部门的土地储备中心，比传统的“反租倒包”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