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代大学研究院所制度变迁及其成因和影响.docVIP

我国现代大学研究院所制度变迁及其成因和影响 　　摘要：我国现代大学研究院所制度是在移植西方现代大学制度过程中产生并逐步发展和完善的。它的变迁与我国现代大学研究生教育制度以及学术研究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完善是同步的。本文将我国现代大学研究院所制度的变迁过程划分为草创期、规范期和改革期三个阶段，并分别就每个阶段内制度内容的变化以及制度变迁的成因与影响进行了梳理与分析，以期对我国现代大学学位制度、学科建设、教研结合以及学术独立的发展路径有更清晰的认识。 　　关键词：现代大学；研究院所制度；变迁；成因；影响 　　 　　我国现代大学研究院所制度是在移植西方现代大学制度的过程中产生并逐步发展和完善的。它的变迁是我国现代大学对研究生教育制度以及学术研究制度不断探索与认识的过程，同时也是我国现代大学学位制度不断完善以及研究型大学不断发展的过程。因此对其制度变迁的梳理及成因与影响的阐析，可对我国现代大学学位制度、学科建设、教研结合以及学术独立的融合发展路径有更清晰的认识。这于当前我国大学如何合理有效地设置研究院所，使教学和科研有机结合并更好地服务于研究型大学发展，皆不乏借鉴和启示意义。 　　 　　一、现代大学研究院所制度的草创：大学学制与职能的移植探索 　　 　　1904年晚清政府批准了张百熙等人的《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于大学堂内设通儒院，作为毕业生“研究各科学精深义蕴，以备著书、制器之所”[1]。但由于条件所限，各大学堂并未开展科研工作，通儒院名存实亡。民国元年教育部公布《大学令》，将前清之通儒院改称大学院，规定：“大学为研究学术之蕴奥，设大学院；大学院不设年限；大学院生在院研究，有新发明之学理或重要之著述，经大学评议会及该生所属某科之教授会认为合格者，得遵照学位令授以学位。”[2]次年公布的《大学规程》又规定：“大学院为大学教授与学生极深研究之所。……大学院生自认研究完毕、欲受学位者，得就其研究事项提出论文，请求院长及导师审定，由教授会议决，遵照学位令授以学位。”[3]1917年教育部公布《修正大学令》，再次规定大学得设大学院。尽管此前教育部对大学院有所设计，但均未见付诸实施。直至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并创办研究所后，这种构想才变为现实。在其示范下，清华大学、厦门大学、交通大学、中山大学等校也纷纷设立研究院所。1928年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的《整理学校系统案》，对于1922年所颁布之学制进行了修正，规定于大学之上，专为大学毕业生及具有同等程度者设置研究院，不定肄业年限。[4]1929年7月，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组织法》再次规定“大学得设研究院”。1930年4月的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了《改进高等教育计划》，对于各国立大学设置研究院所，规定须具备下列条件：1. 每年经常费在一百万元以上者；2. 图书仪器标本等设备比较充实者；3. 校内教授对于某种学术有特殊贡献的；4. 校内学生程度向已提高者。此外对研究院所的组织及研究资格期限等作了详细规定：1. 研究机构设研究讲座三个以上时，称研究所；设研究所两个以上时，称研究院。2. 研究院应以校名冠首，例如国立某某大学研究院；研究所应以学院或学系名冠首；研究讲座以学程名冠首，例如电子论研究讲座。3. 国立大学研究院长，得由校长自兼；研究所所长，得由院长或系主任兼任；研究讲座导师得由教授兼任。4. 研究生资格以国立及省立及已立案的私立大学毕业生经试验及格的为限，研究期限暂定为至少三年，研究期满，得应国家博士学位实验。5. 除在校担任助教或助理而兼作研究生者外，每月得酌给津贴。[5]至此，我国现代大学研究院所的制度才趋于成型。 　　我国现代大学之所以对研究院所制度不断探索与构建，一是因为在移植西方现代大学制度过程中，需完成最高阶段的学制。胡适参考美国大学毕业院中有硕士和博士两种学位的做法，就曾建议说：“大学中宜设毕业院。毕业院为高等学问之中心，以四年毕业之大学生，尚未足以语高深之学问，各国于学问，其有所成就者，多由毕业院出者也。鄙意宜鼓励此种毕业院，院中组织，以本学所有各科正教习兼毕业院教习另推一人主之。院中学科以研究有心得为重。”他认为：“大学无毕业院，则不能造成高深之学者。”[6]任鸿隽认为，只有创办大学研究院所，才能形成完整的近代大学制度。他强调：“就大学本身说，除非有毕业院的组织与高深研究的设备，不能算是名副其实。严格说来，凡没有设立毕业院或研究所的都不能成为大学。这个定义，可以说是竖的定义。它是以程度的高深来定大学的标准的。”[7]陶孟和认为：“大学应该是一个研究的机关，应该有些人（科学家们与他们的高级的学生们）殚心于纯粹的学问，专从事研究的工作。实际上，只有研究机构的大学才可以配称为大学。”[8]事实上，在此期设计的大学研究院所制度中，均把大学毕业生作为入院所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