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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会和马克思早期理性批判思想研究 　　摘要：青年马克思在寻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钥匙之前，经历了一个思想上的探索时期。延续先前对理性的思考，马克思逐渐从批判黑格尔理性国家观深入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找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点，为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方向，形成了市民社会理论的一个鲜明发展脉络。 　　关键词：理性批判；国家；市民社会 　　中图分类号：A81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1)05－0050－04 　　 　　黑格尔认为，作为思想外化的现实就是理性精神的自我实现，现实必定与理性合二为一。黑格尔的理性与现实同一性思想，对马克思早期的思想倾向产生了极大影响。但青年马克思在政治实践与思考中，逐渐对黑格尔的理性思想产生怀疑，市民社会则对于这一理性批判起着关键作用。 　　 　　一、实践困境：对黑格尔理性思想的信仰危机 　　 　　由于伊壁鸠鲁原子论体系存在着的不彻底性和矛盾性，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对此表现出不满，他认为把感性的东西永恒化是产生迷信和拜物教的根源，而借助于理性才能直接反对原子论。由此，马克思走向了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并用普遍性、个别性与否定性等自我意识的重要概念开辟出他的哲学道路。 　　青年马克思接受黑格尔的理性思想后，一直试图摆脱黑格尔的神学倾向，他认为理性和世界并不是异在的、外在的、依附的关系，理性就是内在的世界本质，并不是外在强加给事物的。“只有当自然被认为完全摆脱了自觉的理性，本身被看作是理性的时候，它才完全成为理性的财产。”《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与恩格斯一道投身政治斗争，政治实践中所遭遇到的困境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黑格尔哲学的信仰危机。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马克思认识到，书报检查所产生的恶果不应归咎于个别检查官的不法行为，而是书报检查制度本身“客观的缺点”。他从理性原则出发犀利地批判了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认为书报检查制度与出版自由是相矛盾、不合乎理性的而应该被废除，并进一步将这种弊端映射到当时的普鲁士国家本身的合理性问题上，认为现实的普鲁士国家决不是理性和道德的国家，而是需要彻底改造的非理性的基督教国家。“不应该把国家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而应该建立在自由理性的基础上。”这时，马克思虽然从黑格尔理性国家的原则出发，却得出了要改变制度的革命结论，反映出他与黑格尔思想观点的分歧产生并加大。马克思对黑格尔理性思想的批判在国家观方面尤其显著。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从私有财产的法权意义上，尤其是自然法的权利方面谴责了私有者的贪婪与对农民的压迫。尽管他此时还没有从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但马克思却看到应当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理性国家，却只代表利益的占有者，国家的概念和它的经验存在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与后来的《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更是将矛头直接指向国家本身的合理性问题。黑格尔认为哲学和宗教都是以真理为研究对象，都是对理性的把握，而国家作为理性的体现与宗教没有原则的对立；马克思则认为宗教是反理性的，哲学才是理性的，宗教和国家的对立性决定了国家不应该以宗教而应以哲学为基础。在这两篇文献中，马克思正式批判将国家沦为自己理性工具的观点，认为理性存在于人民之中，由此引发了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分析。在马克思对黑格尔理性国家的批判中，市民社会理论起着关键作用。 　　在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充满极富思辨性的德意志色彩。他以独特的逻辑行进方式建立的法哲学体系，包含抽象法、道德、伦理三个环节或阶段。依照这种三段式的逻辑演进，在伦理阶段，自由意志既克服了“抽象法”的单纯外在片面性，也克服了“道德”的主观内在片面性，使伦理又呈现出三种形式：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家庭以爱的情感维系，是最初的、直接的伦理实体，个体在家庭中还没有达到真正的自由。市民社会是伦理进一步发展而从家庭分裂后达到的阶段，这种具有过渡性质的市民社会，凭借个体的物质利益为纽带联结而成，黑格尔认为它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所以，市民社会存在着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和对立，这时，国家这种市民社会之外又是市民社会之上的力量即是最完善的发展阶段，因而国家是伦理发展的最高体现。在理性国家中，国家制度的运行有赖于三个方面：公民自治团体、同业行会和国家的公共机构(主要是官员群体)，在公共机构中，君主所拥有的巨大王权就是“作为意志最后决断的主观性权力”。这样，黑格尔将一切权力运行的终极裁断交由了君主来完成，只有代表国家的君主才能克服市民社会内部的矛盾。在黑格尔的眼中，市民社会由于自身充满矛盾而具有不自足性，其完满性也不能得到体现，使得它难免被国家的权力所笼罩，最终被吞噬在理性国家之中。 　　马克思在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过程中。所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