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时期的文化精神.docVIP

PAGE PAGE 1 重评汉唐时期的文化精神 ——兼论汉唐儒学的宇宙论 冯达文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2005年8月24日 演讲于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相知论坛” 很高兴有机会和朋友们一起，讨论讨论汉唐时期的哲学与文化精神。 一 、问题的提出 选取汉唐时期的哲学与文化作一番讨论，首先是出于这样一种情况：先秦时期由于近十多年出土文献的不断增多，已经很自然地带动起学界的研究热潮，宋明时期则因海外新儒学的研究成果被引进，也激发了学界重新审视的兴趣。相比之下，汉唐思想研究，就显得有些疏落了。所以我有意鼓动年青学人提起劲头关切汉唐哲学及其体现的文化精神。 然而，选取汉唐思想作为话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汉唐社会发展的繁荣状况与对汉唐思想现有的许多评价有一个巨大的反差。 我们都知道汉唐为中国古典社会的繁荣期。汉朝经“文景之治”后，至汉武帝时，其国力实际上超过了古罗马。唐朝的长安更成为当时世界经济文化的中心。费正清撰写的《中国：传统与变迁》称，长安市的人口总数达到196万。长安城墙周长有38公里，布局井井有条，一派繁荣景象。那时的中国，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汉朝时中国与地中海地区还可以说并驾齐驱，而从唐朝开始的一千年中，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富裕和先进的国家。 参阅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 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121页。 与汉唐时期社会的这种繁荣状况相比较，学界对汉唐之际的哲学思想与文化精神的研究与评价，却使人感到很不相称。这种状况也许在近代已开其端，如章太炎就以为“汉得一人”，只有一人可以值得称道的，就是王充。 章太炎所撰《检论》卷三《学变》篇称：“董仲舒以阴阳定法令，垂则博士，神人大巫也。使学者人人碎义逃难，苟得利禄，而不识远略。……（王充）作为《论衡》，趣以正虚妄，审乡背。怀疑之论，分析百耑。有所发擿，不避上圣。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亦鲜有能逮者也。”（见《章太炎全集》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4页）章氏此间即极力贬斥董仲舒而挺王充。上个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因为汉唐流行的是宗教，故内地批判之声浪更甚；及八十年代，开始有所肯定，也只是觉得汉唐流行的宇宙论有系统论或科学认知的因素。海外学者如牟宗三先生，所著《历史哲学》对“气论”与英雄人格的关联有不错的评价。 参阅牟宗三：《历史哲学》第三部第一章《天才时代之来临》，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版，第149－163页。然于《中国哲学十九讲》中，竟然没有用一讲专门讨论汉唐儒学。其中涉猎“气论”或宇宙论的，也只肯定《易传》《中庸》一系，而并不看好董仲舒一系。 牟宗三称：“ 章太炎所撰《检论》卷三《学变》篇称：“董仲舒以阴阳定法令，垂则博士，神人大巫也。使学者人人碎义逃难，苟得利禄，而不识远略。……（王充）作为《论衡》，趣以正虚妄，审乡背。怀疑之论，分析百耑。有所发擿，不避上圣。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亦鲜有能逮者也。”（见《章太炎全集》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4页）章氏此间即极力贬斥董仲舒而挺王充。 参阅牟宗三：《历史哲学》第三部第一章《天才时代之来临》，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版，第149－163页。 牟宗三称：“依儒家的立场来讲，儒家有《中庸》、《易传》，它可以向存在论那个地方伸展。它虽然向存在方面伸展，它是道德的形上学（moral metaphysics）。他这个形上学还是基于道德。儒家并不是metaphysical ethics，像董仲舒那一类的就是metaphysical ethics。董仲舒是宇宙论中心，就是把道德基于宇宙论，要先建立宇宙论然后才能讲道德，这是不行的，这在儒家是不赞成的，《中庸》、《易传》都不是这条路。”（《中国哲学十九讲》，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版，第76页）牟氏于此即贬斥董仲舒。 参阅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第十六章第四节：《董仲舒之天人关系、及受命论》，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第568－579页。 参阅劳思光：《中国哲学史》第二卷“前言”，香港友联出版社，1981年第三版。 一方面，我们都得承认，汉唐社会为古典社会的盛世；另一方面，学界又往往指谪，汉唐哲学与文化精神不值一提，这就是巨大反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反差呢？正是这一点，尤其引发了我们研究汉唐的浓厚兴趣。 我自己的一个粗浅的看法是，学界以往对汉唐哲学与文化精神的评价甚低而带出的与社会繁荣的落差，大体上是因为我们以往所持的评价标准，为理性或价值理性的。以理性或价值理性作标准，先秦之儒、道、墨等，都有许多值得称许；宋明心性之学，在理性分析方面来得甚为精微，也都使人敬服。而汉唐之学，各家使用的名言词谓，不是认知抽象的产物，它们的背后都隐含有一种信仰；名言词谓的关联，也不具逻辑推演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