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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和中国经济增长交互作用探讨 　　中图分类号：F727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构建1991-2012年省际面板VAR模型，对我国FDI、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相互影响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两两协整的长期均衡关系；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长期内从经济增长到FDI及对外贸易具有单向因果关系，而FDI与对外贸易互为因果，短期内三者均互为因果关系；脉冲响应分析表明，FDI、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互为正向的促进关系；同时方差分解结果发现，FDI、经济增长受到自身及对外贸易影响较大，而对外贸易主要来自自身的波动。 　　关键词：协整 Granger因果 面板VAR 脉冲响应 方差分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相对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成功地转变为高度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由此所释放的生产力使得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并以年均7.8%增速于2010年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伴随经济快速发展，国内投资环境日益良好，对外开放政策日益完善，外资纷纷涌入中国，其中以对外借款、外商直接投资（FDI）及外商其他投资为主要来源，而此三者中又以外商直接投资比重为大。报告显示，中国在2004年所吸收的FDI就高达62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的1210亿美元（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报告）。与此同时，中国对外贸易也逐年扩大，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在2013年货物贸易突破4万亿美元关口，正式超越美国稳居世界第一，而服务贸易则以5000亿美元继续保持世界第三位次，并多年处于贸易顺差状态。可见中国经济增长对吸引外资、刺激外贸有着巨大作用，反过来，外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外贸广度及深度的不断增加使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扩散和溢出，也对经济增长产生巨大影响。因此探究FDI、对外贸易及经济增长三者之间交互作用就十分必要，本文基于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面板自向量回归（Panel -Vector Autoregression）模型对上述问题展开分析，以期为合理制定对外政策奠定理论基础。 　　理论及文献回顾 　　（一）FDI与经济增长 　　早期的FDI理论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由Chenery和Strout（1966）提出的强调FDI对东道国的资本积累作用的“双缺口”模型为其代表。该理论认为，通过FDI的引进来弥补国内储蓄和外汇缺口，解决国内资金不足问题，进而推动东道国经济发展。Romer（1986）提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主要因素是内生性技术进步，一国的技术得益于国外技术扩散和溢出。强调FDI的技术扩散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 　　在实证研究方面，Athukorala和Menon（1995）研究发现，在过去20年间，对于出口导向型经济的马来西亚来说FDI对其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国内来看，代谦和别朝霞（2006）使用中国25年数据检验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发现FDI对中国经济增长效应集中在短期。姚树洁和冯根福等（2006）采用25年中国29省的面板数据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FDI有利于提高国内生产效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二）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 　　早期亚当?斯密和约翰?穆勒均提出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此为基础，大量学者从不同角度解释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例如Barro和Sala（1995）提出开放国家对先进国家的技术进步有更强大的吸纳能力，从而加大经济增长的动力。 　　在实证方面，Dhawan和Biswal（1999）使用33年印度数据发现，增加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集中于短期，长期来看并不明显。进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中，例如Coe和Helpman（1995）通过20年77个国家面板数据发现，进口可以让外国技术扩散使本国经济得以增长。在国内，王坤和张书云（2004）利用中国25年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时发现，二者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短期和长期内进出口均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魏君英和陈银娥（2010）使用31年中国数据，发现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进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均存在正向作用。 　　（三）FDI与对外贸易 　　较早前，Pfaffermayr（1996）对奥地利的FDI与出口进行研究发现二者存在互补性的关系。在国内，张谊浩和王胜英（2004）使用1983年第三季度到2000年第四季度数据，基于格兰杰因果分析发现中国FDI与对外贸易存在互为因果的双向反馈关系。黄凌云等（2007）以16国11年数据从国际贸易和FDI的溢出效应角度研究了中国技术进步的上升通道。 　　从以上理论和实证研究可以发现，大多数学者均考虑到FDI、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互为因果的关系，实证研究方法集中在协整、格兰杰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