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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制度设计和适应性效率研究 　　摘 要：反腐败制度对于整个社会政治基础和经济环境的适应性效率，是衡量反腐制度效用的核心指标。反腐败制度的适应性效率是指反腐败制度、组织和程序适应环境挑战的灵活应对能力及其续存能力。提升反腐败制度的适应性效率，必须破解反腐败制度变迁中的“制度僵滞”和“路径依赖”；推动反腐败制度由“配置性效率”向“适应性效率”转换；实现“诱致性”廉政变迁与“强制性”廉政变迁良性互动；强化反腐败“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适应性。 　　关键词：反腐败；制度设计；适应性效率；“路径依赖”；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12-0021-04 　　在人类历史变迁中，制度的变迁是最根本的变迁。“但就制度本身而言，尤其是从哲学层面审视制度的时候，只有那些既体现制度本质要求，有利于社会历史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同时又有助于制度持续演进和发展的标准，才是合理的、可取的。”[1]“适应性效率”（adaptive efficiency）是美国著名新制度主义代表人诺思提出的重要概念，不仅在他本人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整个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发展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诺思一直关注长期经济增长的绩效，他把制度变迁与经济变化相结合，在分析和制定促进经济发展政策时，发现新古典理论实在是一种不合适的工具，“在进行时间历程中经济绩效的分析时，新古典理论有着两个错误的假设：一是制度并不重要，一是时间并不重要”，“制度形成一个社会的激励结构，由此政治与经济制度成为经济绩效的基本决定因素。与经济和社会变化相联系的时间是人类的认知过程影响制度演变方式的维度。”[2]为了反映与时间进程中的经济变化相适应的制度变迁效率，诺思提出了制度“适应性效率”概念（Institutional Adaptive Efficiency）。他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的演讲论文《时间进程中的经济绩效》一文中，从长期经济增长的角度对“适应性效率”进行了说明，认为“适应性效率”，而不是配置性效率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灵活的制度结构”是成功的政治经济体制演化出来的，它能够经受住震荡和变革。换句话说，在当我们考虑长期经济绩效时，我们就不得不涉及制度结构变迁的适应性问题，而配置性效率考察的只是静态的短期的经济绩效。 　　诺思认为，一个具有适应性效率的制度可以实现以下目标：“适应性效率所关注的则是那些型塑经济之长期演化方式的规则。它同时还关注社会对获取知识与学问、引发创新、从事各种冒险的创造性活动以及解决随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的社会问题与瓶颈（bottlenecks）的意愿。”[3]111“有抵挡冲击的能力，有战胜频繁出现的问题的能力”，掌握了适应性效率的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能够抵挡各种冲击、战争和彻底的基本变化，并通过始终成功地改变自身的制度结构实现长期持续增长。”[4]从以上制度适应性效率的概念及内涵，我们可以了解到，所谓制度适应性效率，是指制度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对该特定环境下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现实的适应程度，是一种关于时间进程的适应环境的灵活性能，有了这种性能，制度能够推进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 　　制度是推动廉洁政治建设的关键变量。反腐败制度对于整个社会政治基础和经济环境的适应性效率，是衡量反腐制度效用的核心指标。反腐败制度的适应性效率是指反腐败制度、组织和程序适应环境挑战的灵活应对能力及其续存能力。以适应性效率作为社会转型中反腐败制度设计的核心指标对推动反腐败制度变迁具有深刻指导意义。 　　一、破解反腐败制度变迁中的“制度僵滞”和“路径依赖” 　　制度绩效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有一定的时间长度和阶段性。一定的制度只能在一定的时间长度内发生作用，且效率的高低呈现阶段性，即制度设计运行前期效率较高，随着时间的推移，效率递减，在制度完成任务后，其效率也就释放完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定的系列反腐败政策制度对推动反腐倡廉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急剧转型以及违法违纪行为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原有的反腐败制度在变化的速度上滞后于行为变易的节奏，原有的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趋于保守并产生惰性，诺思称之为“路径依赖”。它的基本含义是今天的制度变迁受以往制度的影响，制度变迁一旦在自我增强机制下选择了一条路径，它就会沿着这条路径走下去，也就是说，一次或偶然的机会会导致一种解决办法，而一旦这种方法流行起来，它会导致这种方法进入一定的轨迹。沿着既有的制度方向或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并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方向或路径往下滑，弄得不好，它们还会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制度状态之中。一旦形成依赖（尤其是进入锁定状态），要想退出（摆脱原有的路径）就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