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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国际追逃合作困难问题和对策 　　【摘要】针对外逃贪官的境外追逃工作，应当着力开拓与发达国家的刑事司法合作，充分尊重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通行规则和相关国家的法制，努力建立我国良好的法治形象，特别注重国内各主管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与配合，以形成办理涉外案件和寻求国际合作的合力。 　　【关键词】 天网行动 引渡 刑事司法协助 　　【中图分类号】D805 【文献标识码】A 　　今年4月1日，我国启动了“天网”行动，将逃匿境外的腐败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列为境外追逃的主要对象。相对于非法集资、合同诈骗等经济犯罪案件的外逃情形而言，腐败犯罪人员外逃有特别之处，境外追逃往往会遇到一些特殊困难与问题。 　　腐败案件境外追逃难的外部因素 　　大量腐败犯罪的案例表明：逃匿境外，并不一定是贪官为逃避打击而选择的退路或者下策，而常常是贪官腐败进程的环节之一，是腐败活动欲实现的一个目标和上策。为了能够在国外享受纸醉金迷、无拘无束的生活，腐败案件外逃人员通常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盟成员国等发达国家作为外逃首选目的地，并且想方设法包括采用欺诈手段办理移民手续，为自己和家人获取上述发达国家的合法居留身份。与此同时，他们采用各种洗钱手段向境外非法转移资产，或者将腐败交易的付款地选择在自己的逃匿目的地。 　　西方发达国家一般有着比较完备的法制和人权保障机制，在引渡和遣返问题上实行司法与行政的双重审查制度，为包括被请求引渡人、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人提供繁多的法律救济手段。在这些国家，警察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在“猎狐2014”行动中屡屡奏效的“追逃小组”警务合作模式难以施展，或者说不可简单复制。 　　由于腐败案件外逃人员往往在逃匿地已获得移民身份，他们在当地的居留受到当地法律的保护，甚至可以大摇大摆、冠冕堂皇地从事经贸活动和各种社会活动，在当地立稳脚跟。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像对待非法移民那样对这些手持“绿卡”者实行非法移民遣返，当地执法机关反而会注重对这些人的权利保护。 　　向外逃目的地转移大量非法资产并积累违法所得，使腐败案件外逃人员获得充足的经济来源。凭借这种经济实力，他们可以到处购置隐秘房产，随时变换藏匿地；即使陷入引渡、遣返或其他对其不利的法律程序，也可财大气粗地聘请当地最有名的律师为自己辩护，穷尽逃匿地国家的所有法律程序和救济手段，以对抗引渡和遣返，或者拖延相关程序。 　　腐败犯罪外逃人员还可能使用另一个杀手锏对抗引渡或遣返：利用自己原有的公职身份在逃匿地寻求特殊保护，把自己打扮成曾经受到或者可能受到“政治迫害”的公共人物或者“改革者”。他们甚至散布谣言，试图将国内反腐败工作以及中国政府提出的追逃请求政治化，混淆视听，把水搅浑，博取庇护或同情。 　　对于那些潜逃境外时间较长并且在逃匿地已经获得合法居留资格的贪官，限期自首的敦促很难即时发挥效用，他们有着较强的侥幸心理和“不见棺材不掉泪”的顽固态度，从政的经历和工于心计的谋算使其不会轻易接受“劝返”。这进一步加大了境外追逃的难度。 　　我国在国际追逃合作中的不足之处 　　虽然我国已经与39个国家缔结了双边引渡条约， 但是，与腐败案主要外逃目的地的发达国家缔结过引渡条约的并不多，引渡条约关系的欠缺有时构成我国境外追逃的法律障碍之一，尤其是对于美国、荷兰等在引渡问题上持“条约前置主义”态度的国家，引渡合作的可能性目前基本不存在，从而使得逃犯有空可钻。 　　对现有国际条约资源利用率低，也是我国对外开展刑事司法合作的不足之处。在境外追逃中，我国主管机关比较习惯于通过警务合作查找、缉捕和遣返逃犯，不大善于运用双边引渡条约或多边公约引渡条款打好法律仗，借助引渡诉讼获取国际合作。例如，近年来，法国向我国提出的引渡请求有4件，我国向法国提出的引渡请求只有1件，而在法国司法部逃犯数据库中，受到通缉的中国逃犯则有一百余人。 　　从工作机制看，我国目前主要依靠中央主管部门处理国际刑事合作案件，省以下刑事司法机关尚未充分发挥境外追逃办案主体的作用，对国际刑事合作的规则和被请求国法律制度缺乏足够了解和研究，一些司法合作请求材料不合国际规范，或者支持请求的证据材料存在明显漏洞，导致相关请求被外国主管机关束之高阁或者在庭审辩论中被驳回。此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重追逃、轻追赃的倾向，也不利于对外逃贪官非法经济来源和负隅顽抗资源的切断。 　　在开展“劝返”工作方面，由于缺乏明确的政策指引和司法解释，某些认定逃往境外人员自首的特殊标准尚未得到确定，在认定接受劝返者是否属于自动投案或自首问题上各地司法机关做法不一；在“劝返”过程中随意承诺或者事后不遵守承诺的情况时有发生。 　　加强制度与能力建设，编织追逃恢恢天网 　　我国反腐败境外追逃工作应当着力开拓与发达国家的刑事司法合作关系。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