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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村官离职行为模型构建和验证研究 　　摘要： 在实地调查基础上，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了大学生村官离职行为模型，并对模型展开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选择做村官最初始的动机直接决定了其后期是否选择离职；工作满意度对离职行为的直接作用并不显著；社会网络对离职行为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同时还在满意度影响离职行为的过程中起到调节作用，是大学生村官是否选择离职的外在条件和突变因子。 　　关键词： 大学生村官；离职行为；动机；社会网络 　　中图分类号：C962；F24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4）02-0091-05 　　一、引 言 　　当前大学生村官留任时间不长的现象十分突出。据测算，我国2010年有超过4万名大学生村官期满离岗，2011年为6万多，2012年估计达到7万[1]。长期大规模离岗分流，不仅给农村工作的延续性和稳定性造成影响，而且大量离职村官的再就业也给社会带来巨大压力。鉴于此，如何留任大学生村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亦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有学者认为应该“事业留人”，鼓励和倡导大学生村官创业[2]；也有学者认为应该“待遇留人”，提高大学生村官的薪资报酬和福利保障[3]。因此，我国有关部门在创业贷款、项目指导、薪资福利、保险保障等方面完善了相关制度。然而调查仍然显示，仅64%的大学生村官合同期满后愿意留任农村[4]。由此可见，这些措施收效甚微，而“对症下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深入分析大学生村官离职现象背后的原因，挖掘其离职行为的驱动因素尤为重要。 　　二、模型构建 　　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是本文构建大学生村官离职行为模型的理论基础。该理论是理性行为理论的发展，Ajzen研究发现，人的行为并不是百分百出于自愿和理性，还受执行者的个人能力、机会以及资源等实际控制条件的制约，在条件充分的情况下，行为意向直接决定行为[5]。由此可见，从主观意向到实际行为，有一个重要的突变因子，即能力、机会、资源等控制条件。该观点对本文的研究有很大启示，分析哪些因素对离职行为有重要影响，尤其是找到影响大学生村官离职行为的突变因子对构建模型尤为重要。 　　通过对现有研究梳理发现，早期多从外部环境、工作特征、个体因素等探讨离职行为，并得到了较为一致的结论，认为上述三方面是影响员工离职的关键因素[6，7]；同时，工作满意度在离职研究中倍受重视，是预测员工离职的最佳指标[8]。然而近期研究中，诸多学者认为上述变量仅有4%～5%的解释力，离职行为还有很大部分方差没有得到解释[9]。因此，学者们不断探索解释离职行为的新变量。很多学者都认为，经济行为根植于人们生活中的社会网络（结构）[10]。该网络是由一系列个体或群体因友谊、血缘、商业、联盟等原因形成的连接关系，个体或群体被定义为“节点”，他们之间的关系则定义为“连线”，节点和连线共同构成了一种网络状的社会结构。社会成员按照网络中“联结”的多寡有差别地占有和结构性地分配稀缺资源，因此，应该按照行为的结构性限制而非行动者的内在驱动来解释行为。由此可见，离职行为受个体所嵌入的社会网络结构的限制，行动者内在驱动力即使再强，如果缺乏社会网络支持（如信息、资源、信任等），也不会产生离职行为。社会网络可以看作离职行为产生的突变因子，在离职行为中起到调节器的作用。该观点也日益为主流学派关注和引用。Feeley和Barnett首次将社会网络变量引入离职研究中，构建并验证了“侵蚀模型”（Erosion Model，EM），得到网络中心性与离职行为的负向关系[11]。Mossholder等对176名医疗中心陪护人员离职行为的研究得出了相同结论[12]。因此，通过文献研究，本文暂认定工作满意度、社会网络是离职行为研究的关键变量。 　　在此基础上，本文展开了实地调查。课题组在苏州吴江市七都镇丰田村、沈家湾村，松陵镇农创村，同里镇北联村，海门市包场镇联合村，滨海新区前哨村，镇江市象山镇长江村、左湖村等40多个村镇进行了走访调查，完成了对36名大学生村官、49名村主任/书记的深度访谈工作，通过对录音文本的转换、整理和分析，收集到诸多关于大学生村官离职情况的一手资料。发现大学生村官离职行为与企业员工离职有一些共性，但也存在不同之处。首先，大学生村官是政府行为的产物，他们选择去农村并非受经济利益的吸引，而是基于政策的引导，因此，真正对其有吸引力的并非当村官的工作阶段，而是服务期满后的优惠政策，这也是其离职倾向高的本质原因。访谈中有位村主任说：“他们也就是来镀镀金，过两年就走了，前年来的一个大学生村官已经在准备考公务员了”。其他村主任/书记也表示有类似的情况并表达出相同的感受。可见，最初始的动机直接决定了大学生村官最终离职与否。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