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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当前传媒和公共领域问题研究现状和反思 　　关键词：传媒；公共领域；西方中心主义；技术主义；媒介中心主义；简单化和狭隘化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媒与公共领域问题成为中国学者特别是传播学者关注和研究的一个热点。学者们主要研究了传媒在公共领域中的作用、构建中国传媒公共领域的前景以及路径选择等问题，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研究中也存在一些偏差，主要表现为西方中心主义、技术主义、媒介中心主义、简单化和狭隘化等，正视这些偏差是学界推进相关研究的当务之急。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07)06-0073-06 　　 　　“公共领域”是德国学者哈贝马斯1961年出版的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的核心概念。由于各种原因，直到该书出版30年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汉语学界才开始对它进行系统研究。今天，对于“公共领域”的研究已经跨越了学科界限，成为包括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法学、政治学等多门学科的共同关注对象。其中，新闻传播学者从特定的研究视角出发，主要关注传媒在“公共领域”中的作用以及构建中国传媒公共领域的前景、路径选择等问题，形成了一定的研究规模，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偏差。 　　 　　一、学界主要关注的几个基本问题 　　 　　1、对传媒在公共领域中作用的分析 　　展江是汉语学界较早关注传媒在公共领域中的作用这一问题的传播学者之一。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与传媒》一文中，他首先梳理了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有关传媒与公共领域问题的相关论述，发现在哈贝马斯那里，正是传媒功能的弱化导致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反观中国实际，他指出，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推进市场经济发展的情境下，公共领域作为一个有待实现的目标，是很有研究和借鉴意义的。有学者则看到了现代大众传媒在调节国家发展、社会公共生活和公民个人利益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认为大众传媒在公共领域可以形成一种独立的力量，促成政府、社会、公民三者间的互动。还有的学者从微观层面上，把传媒在构建公共领域中的具体作用概括为四个方面：意见整合的平台、政治社会化的途径、民主进程的加速器以及传播本义的复归。他指出，大众传媒本是社会走向开放与民主的象征，但是，它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了异化的过程。传媒的民主功能下降，报纸乃至电视日趋为意识形态所操纵，为统治者利益所控制。重构新闻媒体的公共领域，就是使大众传播向更符合理性的原初的人际传播复归，完成从“大众”向“分众”、“小众”，从“广播”到“窄播”的过度。这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回归。 　　中国学者在梳理、肯定哈贝马斯相关论述的时候，也对其部分观点、判断提出了批评和修正。例如，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政治功能得以发挥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传播媒介不受任何利益集团限制而保持其中立性，但是，随着商业组织在大众传播领域的迅速增长，它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一度曾经是理性辩论、批判特权的论坛成为另一个文化消费的领域，传媒功能的弱化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诱因之一。对此，有的学者指出，哈贝马斯的悲观论断显然低估了受众使用传媒时的批判能力，从而一味把受众看成媒介产品的被动的、消极的消费者，这就很可能“犯了内在主义的错误……它也夸大了大众的被动性以及他们受制于媒体信息消费的程度”，而实际上，在面对媒体暴力时，“受众已经具有了警觉或相当的免疫力”。与此同时，有学者结合新闻事业史的分析，肯定了哈贝马斯在对大众传媒与公共领域关系的论述中所揭示的媒介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发生、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即从作为载体到成为破坏者和操纵工具这一判断。但同时，这位学者也尖锐地批评说，哈贝马斯怀着一种对“18世纪资产阶级政党报刊含情脉脉的留恋”，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他简单否定大众传媒商业化的观点是不恰当的，其实，大众传媒商业化的产生在新闻史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另外，在哈贝马斯看来，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公众是有批判意识的私人，而大众传媒商业化却使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为文化消费的大众所代替。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他的这种观点显然夸大了传媒的作用，不自觉地站在媒介中心论的立场上了。 　　公共舆论是公共领域的核心，其形成、发展与传媒有着重要关系。对此，学者们也给予了一定关注。《大众文化与传媒》一书的著者认为，在公共领域里。市民社会通过公共媒介形成独立的公共舆论。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公共媒介主要是报刊、广播和电视等新闻媒体。公共空间的建立旨在确保公民的民主权力，但是，一个社会要想正常的运行没有舆论监督是不行的。“现代社会的舆论监督主要是通过大众传媒这个渠道来进行的，尽管目前网络和其他通讯工具在传播信息方面非常快捷，从传播的效果来看，大众传媒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陈力丹先生分析了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