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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精神和大学生品格教育研究 　　摘要：大学精神是一所大学的灵魂，是体现一所大学办学理念、理想追求及核心价值的独特气质。大学生品格教育是高校思想品德教育的重中之重，对塑造大学生良好品格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本文试图以我国大学精神的回顾为经，以大学生品格教育在我国的历史、现状、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为纬，探析大学精神在构建大学生品格中的作用。 　　关键词：大学精神；大学生品格教育；作用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5-0147-05 　　大学精神是一所大学的精神向导，是一所大学的灵魂所在，它滋养着人的理想与品格，孕育着人的精神与智慧，引导着社会的前进与发展。[1]我国的教育自古以来就重视对学生德行伦理、思想品格的教导和培养，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品格教育，特别是大学生品格教育面临着危机。因此，为了使大学生能够健康成长，为了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和接班人，亟须解决大学生品格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 大学精神的回顾 　　在我国，对大学精神最早的阐述来自儒家经典之一的《大学》，它开宗明义地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三纲领”明确表明大学的宗旨（精神）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人弃旧图新，在于使人达到最完善的境界。在此基础上，它还指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2]（P3）“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条目”作为“三纲领”的补充具体说明了个人在践行大学精神时的具体步骤。这种强调道德修养和道德实践，重视德育和尊重人性的大学精神为我国当代大学精神奠定了基石。 　　五四运动前后，产生了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现代大学精神开始产生并发展，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一大批著名教育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根据他们各自的治学理念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对大学精神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蔡元培和北京大学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精神。作为我国现代大学改革创新的奠基者，蔡元培指出办大学要“仿世界各国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3]（P231）正是他的力排众议，锐意改革，使北大由一个官僚习气浓重的封建学府转变为一所兼容并包、学术氛围浓郁的现代大学。 　　梅贻琦和清华大学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在清华大学的历史上，担任校长一职长达三十年之久，被誉为“终身校长”的梅贻琦在其就职演说中指出：“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强调老师是学生道德修养、品格行为的榜样，指出：“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4]（P70） 　　张伯苓和南开大学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精神。作为南开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张伯苓指出：“办大学之目的，在信学以致大。学以易愚，学以救国、救世界，学能求真理又能改善人格。”[5]（P96）“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精神在于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众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5]（P247）以及学生“日新月异”的创新精神。 　　竺可桢和浙江大学的“求是、创新”精神。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一职达十三年之久，提出了“求是”的校训，他引用王阳明的一段话说：“君子之学，岂有心乎同异？唯其求是而已。”随后，他更明确指出践行“求是”精神最好的路径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不博学、不审问、不慎思、不明辨、不笃行，不能算是求是。[6]（P74～77）在“求是”精神的指导下，他还鼓励学生敢于开拓创新，勇攀科技高峰。 　　新中国成立后，迫于当时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在文化教育方面我国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全面学习苏联的文化教育方针，仿造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对以往的大学制度和办学经验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各高校依照苏联的教育模式纷纷设立教研组，并要求全国各个高校使用统一的教材和教学计划，虽然这样的高等教育培养方式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专业的人才，但高校自由而宽松的学术氛围遭到了严重破坏，再加之频繁发生的政治运动，大学精神基本上名存实亡。[7]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危机，更是给我国大学教育事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十年动乱期间，各个高等院校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战场，我国的大学教育远远背离了“大学之道”，高等教育制度遭到了严重的摧残，曾经的“自由”“独立”“求是”“创新”等大学精神几近消亡。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生了历史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