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税改革必要性可行性和立法建议.docVIP

房地产税改革必要性可行性和立法建议 　　第一，必须立法先行；第二，要注重和房地产相关的所有税费的整合和配套改革；第三，要处理好税收负担在“第一单位”概念之下的扣除问题；第四，要对地方充分授权，分步实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其包含的改革到了深水区，攻坚克难的任务已经表现为实际生活中形成的历史性考验。房地产税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个“啃硬骨头”的典型。狭义上讲，这个改革要解决的，是中国不动产里消费性质住房持有环节上的税收，要从无到有。上海、重庆两地已经有这方面的本土改革试点，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但迄今为止一直未见“加快”。 　　说到这个税，是直接税，特别要正视社会上普遍的“税收厌恶”在此表现得尤其强烈。这是自然而然的――企业也好，家庭和个人也好，谁也不想多交税。但现实生活中，人类社会中一个个客观存在的经济体，都是以民族国家、主权国家的形态存在，那么各级政府作为国家的政权体系，为履行其职能，必然先要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然后才能解决怎么样履行职能“把钱用到哪里去”的问题，因此，税收不可回避。在社会成员普遍存在税收厌恶的情况下，还是要凝聚共识，讲清道理，力求认识规律，推进应有的税制建设。在这个视角上，聚焦住房保有环节上中国直接税为什么要从无到有，可明确地讨论下面几个层次的基本认识。 　　开征房地产税的必要性 　　应充分肯定房地产税改革会产生有效制度供给的正面效应。对这种正面效应至少要强调四条。 　　第一，对于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中央已经强调必须建设好基础性制度，而基础性制度建设的任务之一，也是打造长效机制不可回避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考虑在住房持有环节上形成必要的成本约束。合法的税收正是大家都可预期的一种成本约束，把这个机制建立起来以后，会引导和调整方方面面的预期，使中国房地产市场运行及其价格表现更沉稳，这样，就长远发展来说，其健康程度就提高了。因为此税可以使那种肆无忌惮的炒作因素得到遏制，也会在供需互动中“内生性”地提高土地的集约利用程度，降低已经形成的住房空置率。试想现在空置的这些住房，如果没有持有环节的成本，可以一直等着，但如果有了这个税，房主哪怕不急于出手卖掉房子，也会考虑把空置房投入租房市场去对冲税收形成的经济压力。那就会使整个社会把有效房源供给潜力的很大一块，变成了现实的有效供给，使房市供需情况得到一定好转，而且以后还会引导更多的人考虑在着手买房时首选实惠的中小户型。这一定会促使开发商增加中小型住房供给，从而提高中国建成区扩大过程中土地的集约利用程度。而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就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压舱促稳”作用，增加其健康因素。 　　第二，这个改革是在构建地方政府职能合理化和地方财源建设相互内洽的机制，解决怎样在1994年建立的分?制框架中将其在省以下地方落实的问题。中国地方税体系现在实际上远未成型，省以下没有真正进入分税制状态。大家所批评、抨击的“土地财政”的偏颇、短期行为的特征、这些年仍然未能很好缓解的基层财政困难，以及地方政府热衷于搞隐性负债等问题，与体制上的缺陷有内在关联。只有把分税制在省以下真正贯彻落实，发挥其正面效应，才能消除这些弊病。关于地方政府职能，早就强调应该使之专心致志地做好公共服务，优化本地投资环境，让企业在市场公平竞争中充分发挥活力。那么，政府如果真的这么做，它的财源怎么来？在一个地方政府辖区内，如果公共服务做得好，投资环境优化，当地的不动产就进入升值轨道。在开征房地产税的情况下，每隔几年要重评一次税基，是按照市场的基准来做税基评估，那么每一次重评税基，都是地方政府尽职尽责、履行好自己职能而带来的财源建设的套现机会。这样，一个地方政府怎样完成职能转变和怎样实现财源建设的优化，就内洽地成为了一个体系里可打通的制度建设问题，其正面效应的意义当然是非常重大的。 　　第三，房地产税改革也是优化国民收入再分配机制，以支付能力原则来适当调节收入和财产拥有者的高端、减少全社会税收痛苦程度的一个势在必行的改革。现在，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包括物质文明层面的、精神文明层面的，还有人的全面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的和谐、民主化、法治化，所有这些内容不仅要提高人均收入，同时还要有效抑制“两极分化”。这些年，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开，在很大程度上伴随着财产配置状态的变化。现在，如果说在这方面要加强优化再分配的机制，不是说这一个房地产税机制就会解决一切问题，但是这个机制是必须配上去的。税不是万能的，但是不发挥税收的优化再分配作用又是万万不能的。 　　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国际经验和中国实践都表明，这种直接税是在贯彻支付能力原则，使收入分配和财产配置能够减少悬殊程度。在高端调节收入分配和财产配置以平衡整个社会收入分配格局中，直接税的比重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