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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平衡和穆旦诗学研究 　　摘要：随着穆旦诗歌“经典性”的建构，有关穆旦诗歌的研究也日益成熟。经由综述发现，当下有关研究大多拘囿于“晦涩与现代诗艺”、“白话、口语和散文化”、“传统：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个既定框架内。本文试图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发现新鲜的研究领域，从穆旦“反抗平衡”的思维特征入手，理清其在具体的诗歌作品中的表现以及对新诗现代化的影响。 　　关键词：穆旦，平衡，诗学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1-0000-02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穆旦诗歌的“经典性”被建构起来以降，有关穆旦诗歌的阐释也尾随成为一个诗学研究的热门，并且逐步走向成熟。近些年，诗歌评论界对穆旦诗歌的研究有了新的认知，但正如易彬、李方在《穆旦研究十年（1996一2005）评述》中所提到的，其相关论述大多还是拘囿于“晦涩与现代诗艺”、“白话、口语和散文化”、“传统：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个既定框架内。①上述三个层面涉及到的内容广泛而深入，从新诗艺术、新诗语言和新诗资源及影响等方面对穆旦诗歌展开了系统论述。但是笔者认为，艺术终归是个人化的创造，诗歌也绝非其外，艺术创造总会受到艺术思维的左右，前人在研究穆旦诗学的过程中虽然也会提到穆旦的诗学思维，但大都是零星地夹杂在特定的论述背景中，以服务于相关论点论述的需要。本文试图反其道而行之，以穆旦的思维特征为原点，立足于思维意识反作用于创作实践的基本原理，理清“反抗平衡”在穆旦诗歌创作上的具体表现，抑或其对新诗现代化做出的贡献。 　　众所周知，中国以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根基，贵和尚中的基本教义统辖了中国几千年的思维方式，这种“中庸”之道所力求的则是一种和谐的平衡关系。然而，从传统中式家庭里成长起来的穆旦，也是一个生活在静谧校园与现代都市的文学青年，由于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以及中国现代社会的现实困扰，却变成了一个极度讨厌平衡的诗人。他在《控诉》里写道：“平衡：毒戕我们每一个冲动。/ 那些盲目的会发泄他们所想的，/ 而智慧使我们懦弱无能。”他以控诉的姿态审问平衡的合理性。“反抗平衡”不仅是穆旦所具备的一种文人品质和思维特征，而且也是他在新诗创作或诗学主张中反复可见的一个命题。为方便论述，我们首先要明确所探讨的“平衡”概念，笔者设定这里的“平衡”有三层涵义：一是指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平衡关系，二是指个人与外在社会之间的平衡关系，三是指自我灵魂的平衡。 　　对待传统与现代的态度一直是贯穿于新诗建构的基本问题。传统不是僵死的固定模式，而是像流动不居的江河，不断汇入大小支流。脱胎于中华文化母体的五四新文学经过几代人艰难的开拓，自身也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传统。五四建立的“新传统”与旧传统之间几乎是一种敌对关系，这也为后来的文学建构定下了基调。穆旦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明显地偏向于现代，王佐良先生在《一个中国诗人》中甚至说到：“穆旦的胜利却在他对于古代经典的彻底的无知。”②这虽然是一种偏激的说法，但至少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穆旦诗歌对传统的背弃程度。然而，笔者认为穆旦对传统的背弃，并非源于他对传统诗歌的无知，相反的，正是因为他对传统诗歌困境的深刻剖析。李怡在《论穆旦与中国新诗的现代特征》一文谈到：“比起穆旦本人对中国诗歌传统与中国新诗现状的真切体察和深刻思考来，他对西方诗歌新动向的学习分明要外在得多、次要得多”。③穆旦之所以要打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平衡，是源于他个人对新诗建构的理想。穆旦以独特的视角观察中国新诗，积极探索诗歌创作的新途径，致力于中国新诗现代化的建构。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传统与现代之间处于一种平衡的博弈状态，即使是具有比较现代性的现代派（戴望舒等人）也无法摆脱对传统诗歌资源的过度依赖，中国现代新诗只是在通往“中西交融”的艺术理想过程中折回到古典诗歌的土壤里。平衡就像是一汪死水，没有波澜，当然也不会有实质性的突破和创新，这就是所谓的平衡困境。如何寻找新的诗歌资源，并建立中国新诗的现代化变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诗坛的当务之急。穆旦是一位具有前瞻意识的诗人，他认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果断地抛弃了“中西融合”这样看似美好却又大而空的旗帜，自觉地向西方学习。他在致杜运燮的书信里曾说过：“我相信中国的新诗如不接受外国影响则弄不出有意思的结果。”④穆旦的诗歌确实具有明显的反叛性，更确切地说，他强烈地反传统只不过是一种创新的策略，破坏平衡是构建新传统的需要。而这种以破为立的“反动策略”也正是对“五四”精神的承接与延续。穆旦对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他摆出与传统决绝的态度加速了新诗的新生与建构，促使新诗在历史上实现了一次成功的突围，并且逐渐汇入了世界文学的大河里。 　　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扎根于现代社会土壤的又一对命题。为方便从“现代性”的角度对这一命题加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