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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知假买假行为和消费者权益保护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费者在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越来就越得到强调。与此相适应，国家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建立各种社会组织，采用各种司法和行政手段加强了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按照传统的民法理论，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是完全平等的法律主体，有平等的意思能力和决策能力，法律对此完全信任并对双方予以平等的保护，但是随着社会经济、技术的发展，经营者与消费者日益分离，由于经营者财力和组织的集团化为其支配一定市场提供了优遇，而消费者在这样的市场上缺少应有的选择自由，客观上已形成了消费者和经营者的不平等，消费者越来越成为市场交易中的弱者。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事实，在现实生活种便出现了“知假买假”以索赔的“王海现象”，王海们也成为颇有争议的人物。本文主要探讨由“知假买假”现象折射出的中国消费者保护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一、“知假买假”现象映照下中国消费者保护制度存在的缺陷 　　（一）《消法》第49条规定难以达到立法者的立法意图 　　该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仅就关于“提供商品”方面的规定而言，从立法者的主观意图来看，如果经营者出售了假冒伪劣产品给消费者，他就至少要按该产品价款的一倍增加赔偿消费者的损失，从而既惩罚了经营者，也鼓励了消费者向违法的经营者作斗争。但是，立法者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绝大多数消费者所购买的消费品，价款额度并不是很大。对于价款在近万元以上的假冒伪劣产品来说，增加赔偿额为该产品价款的一倍，确实是对购买者索赔行为的一种鼓励、对经营者违法行为的一种惩戒。而对于价款在十元、百元乃至千元以下的假冒伪劣产品，消费者购买后，则需再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历尽交涉、请律师、起诉、开庭、执行等多番周折，才一有可能得到不过十元、百元或千元以下的增加赔偿额。从成本考虑，绝大多数消费者选择的，只能是放弃索取增加赔偿额的权利。试想：如果我们在一定距离之外买了一件价款为几元钱的假冒伪劣产品，与其再返回与经营者交涉多讨回几元钱，倒不如认倒霉更为理智；如果我们买了一件价款为十几元、几十元、几百元甚至几千元以下的假冒伪劣产品，当经营者答应退货返款时，我们一般不会选择再通过诉讼追索数额为价款一倍的增加赔偿额。“为一元钱打官司”只是特例，绝大多数人都不会为几元钱或几十元提起诉讼。 　　从经营者一方考虑，当他经营的假冒伪劣产品价格额度较小时，他事先就知道绝大多数购买者会自认倒霉，不会返回来找他要求退货返款，要求退货返款的只是个别人，在抵赖不过时，大不了退款，利益大于风险；即使有人起诉，他增加赔偿的产品价款一倍的额度，比起他经营该产品所赚的利润而言微乎其微，充其量，他不再经营这种产品而改为经营其他假冒伪劣产品罢了，利益仍然大于风险。而其他假冒伪劣产品的经营者，更不会从经过诉讼多赔了价款一倍的案例中受到丝毫的警示。假货屡禁不绝，概缘于此。 　　（二）司法保护上的不完善 　　第一，消费者个人受到的损害一般金额并不大，通过民事诉讼来实现权利，除了必须耗费时间和精力外，进行诉讼所需要的费用，诸如诉讼手续费、调查费、文书资料费、以至律师费用等等，往往都要超过胜诉得到的赔偿金额。所以，即使获得胜诉，也仅仅是名义上的胜诉，实质上等于败，实乃得不偿失。 　　第二，消费者所面对的侵权行为人或是拥有巨大资金和可以“全副武装”，从容应付诉讼的企业，或是行踪隐密的地下黑工厂等。前者可以凭借优越的条件与处于劣势消费者周旋，在资金和时间上动摇消费者的诉讼决心。而后者则利用隐蔽的特点，使消费者投诉无门。 　　第三，消费者欲把侵权者告上法庭，必须举出足够的证据。司法诉讼途径是消费者依法维权的保障，但现行诉讼制度不利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例如，消费者协会不具有诉讼主体的资格，消费诉讼主要由消费者个人提起，使单个消费者必须直接面对强大的产品经营者；《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也往往使消费者在消费纠纷中处于弱者地位。进而，要获得胜诉，更要作出数倍的努力。但是，严酷的现实却是，有关证据却偏在于侵权行为人即企业或那些地下工厂手中。有关企业产品的技术、性能等方面的许多证据并不为消费者所持有。而企业方面不仅掌握决定案件命运的证据，而且还可以利用所谓的商业秘密来保护这些证据，令消费者们欲举证而无措，从而使消费者处于两难境地。 　　第四，正是由于以上的各种原因作崇，使得消费者的正当权利得不到切实的保护，也造成侵权者可以持续侵害消费者的正当权益，获取非法利润。而这种日常化了的侵害和受害的重演和反复，慢慢地麻木和淹灭了消费者的受害意识，这就是消费者没有能够理直气壮地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