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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主产区农田水利投资绩效和政府干预效应分析 　　摘要：粮食主产区担负着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农田水利建设在粮食和农业生产中至关重要，政府是农田水利的投资主体，研究粮食主产区农田水利的投资绩效以及政府干预的效应有利于了解投资的规模和结构是否合理，对促进效率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根据1990―2014年粮食主产区数据，基于Malmquist-FGLS两阶段模型，评估了农田水利投资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着重分析了政府投资和政策的效应。结果表明，政府干预对农田水利投资绩效带来不利影响，投资规模不合理，结构有待调整；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提升了投资绩效；农村教育“亲城市”。最后，提出了加强地方政府财力基础和中央政府的监督作用、整合财政投入资金、调整投资结构、强化农民节水灌溉技能培训等政策措施。 　　关键词：粮食主产区；农田水利；投资绩效；政府干预 　　中图分类号： F326.11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2-1302（2017）08-0323-07 　　“有收无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这句农谚形象地道出了农田水利对粮食和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条件，是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然而，中国农村水利事业的发展现状却不尽如人意。在全球气候恶化的大背景下，旱、涝灾害呈多发、频发的态势，由此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经济、社会损失难以估计。2013年，全国洪涝灾害导致1 190.1 万hm2农作物受灾、成灾662.3万hm2，受损水库1 241座、堤防3.7?f处、护岸5.3万处、水闸7 187座，洪涝灾害导致直接经济损失3 146亿元[1]。2014年，全国作物受旱面积2 266.7万hm2、旱灾面积1 200万hm2、成灾面积567.7万hm2、绝收148.5万hm2，干旱造成粮食损失2 006万t、经济作物损失276亿元[2]。如此严重的灾情，暴露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发展瓶颈。全国1/2以上耕地基本上属于“望天田”，大型灌区骨干设施损毁接近40%，中小型灌区干支渠完好率仅约50%，小水池、小水窖、小塘坝、小水渠、小泵站的“五小水利”设施损毁严重。由此引发了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 于是相继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专门针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的政策措施；例如，2005年中央财政设立了农田水利建设补助专项资金；2009年财政部和水利部共同开展了小型农田水利中央财政重点县建设；2011年中央下发了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1号文件，该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农田水利改革发展进入了加速期。政府的重视程度将对农田水利投资产生深远影响，有利于农田水利在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中基础性作用的发挥。 　　围绕如何提高农田水利投资绩效问题，近年来学术界从绩效评估及其影响因素分析2个方面展开了大量研究。首先，农田水利投资绩效的DEA评估。Speelman等对南非西北省Zeerust市小型农田水利计划的研究显示，总体而言，农业生产不变规模报酬（CRS）和可变规模报酬（VRS）下平均技术效率分别为0.51和0.84，有效的只有14%和39%。对水利用的子向量而言，效率更低，CRS和VRS下的平均水利用效率分别为0.43和0.67[3]。水的利用效率低于总体技术效率，原因可能是缺乏水价机制所致[4]。Zeerust市样本农户种植的技术效率很低，许多农户的规模效率有待改善，其中规模无效也与Binam等对科特迪瓦的咖啡农[5]、Abay等对土耳其的烟草农[6]、Shafiq和Rehman对巴基斯坦的棉农[7]的报道相吻合。对中国西北地区，Kaneko等估算的平均灌溉水效率为 0.53[8]，而Wang估算的平均技术效率为0.62[9]。华坚等发现中国农村水利建设整体效率偏低，大部分无效率地区的水利投入规模过大，粮食主产区的效率不佳[10]。Ullah和Perret考察了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棉花种植，杀虫剂等污染性投入对环境产生了不利影响[11]。通过改进投入组合，在经济收益不变的前提下，农场的潜在环境影响下降。但也有少数有效的情况，如Haji对埃塞尔比亚东部农户的传统种植系统[12]、Alene等对埃塞俄比亚南部的1年生和多年生套作系统的评估发现是规模有效的[13]。吴平和谭琼对中国2003―2009年的动态分析发现，农田水利全要素生产率（TFP）呈现年均增长率为12.2%的较快增长特征，黄河流域的TFP增长最快，达到20.1%，说明前期的各种农田水利政策和财政投入开始逐步发挥效益[14]。 　　其次，农田水利投资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Speelman等提出，农场规模、所有权、农地细碎化程度、灌溉规划类型、作物选择、灌溉方法对水利用的技术效率有显著影响[3]。Karagiannis 等发现，现代温室技术、教育、技术推广、种植密度、化学药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