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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学术,西方和东方藏人音乐作为个案研究 　　【编译者按】 　　《音乐学术，西方与东方：藏人音乐作为个案研究》（Music Scholarship, West and East: Tibetan Music as a Case Study），1998年发表于北美民族音乐学重要学刊《亚洲音乐》（Asian Music）杂志第29卷。作者吴?原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人员，1995年、1998年于匹兹堡大学分别获得民族音乐学硕士学位与博士学位。本文的写作，以吴?之硕士学位论文为基础展开，对20世纪下半叶中－西方学界的藏人音乐研究做出举要、比较与评述。作为中西方民族音乐学界双向的局内人，吴?写作此文的目的不仅在于呈现出中西方学界对藏人音乐的整体研究状况，更重要的是，希冀以此族群音乐的研究为例梳理并诠释双方学界在研究理念、方法、目标上的种种差异与关联。《音乐学术，西方与东方：藏人音乐作为个案研究》一经发表，便在欧美学界相关领域引起关注，尤其文中对中西方学界种种区别的讨论成为英语学术界了解中国学者藏人音乐研究乃及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重要途径。吴?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98年，之后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学界关于藏人音乐的研究在内容、方法、理念上都有长足发展，尤其中国学者的藏人音乐研究在近十余年更可谓日上层楼。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2）01- 　　 　　近年来，西方（欧美国家）和东方（中国为主）学界对藏人音乐的兴趣与日俱增，并出版了为数不少的研究成果。综览这些成果，东西方学者对藏人音乐及其音乐生活的研究呈现出大相径庭的图景。本文不仅简述了学界对藏人音乐研究的整体状况，且对东西方学者研究方法的种种差异进行了讨论，并在文章结尾提出一些理论性问题。1本文的研讨以大约120种已出版文献为基础。其中，英语和其它西语文献包括7本专著和学位论文，50篇期刊和文集文章；而中文文献由5本论著和音乐谱集，56篇期刊论文以及2本译为中文的藏语论著构成。 　　20世纪初，西方学者开始发表藏人音乐研究的学术成果。1960年代之前，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多以“概述”为主，并以“词典词条”或“文集论文”的形式出现。从1960年代开始，这一领域的期刊论文与日俱增并渐渐将焦点集中在某些具体话题上。此外，一些藏人音乐研究的专著也在近几十年开始出现。 　　克鲁斯里－霍兰德（Crossley-Holland）在第五版《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1954[1]）中对藏人音乐的概述，是西方学者研究藏人音乐的早期成果之一。词条将藏人音乐分为“宗教音乐”、“通俗音乐”、“民间音乐”、“乐器”和“交流影响”几个部分。在最后一部分，词条概述了公元8到13世纪印度宗教对藏族文化的影响，13到17世纪中国政治对藏人文化更为深刻的介入，以及波斯和伊朗透过印度对藏人文化的影响。应该说，克鲁斯里－霍兰德对藏人音乐的此种归类和区分方式对后学影响深远。在1980年版的《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中，克鲁斯里－霍兰德大幅修改并扩展了“藏族（音乐）”词条。他概述了其时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并对这一领域做出更为详尽细致的介绍，其中包括地理与文化背景，各类宗教音乐、世俗音乐以及乐器，这些介绍促使人们对藏人音乐的本质特征更加了解。其他学者也对藏人音乐做出过概述，如毕铿（Laurence Picken）在《新牛津音乐史》（1957[2]）中的文章“藏族（音乐）”，以及威廉姆?马尔默（William Malm）在其专著《太平洋、近东与亚洲的音乐文化》（1967[3]）中撰文“西藏”。 　　学界对藏人音乐的历史研究尚为数不多。在《塘鹅音乐史》（1960[4]）中，克鲁斯里－霍兰德为藏人音乐勾勒出了一个历史轮廓，其对历史时期的划分与他在格罗夫词典中的表述基本一致。与该文相似，其他学者关于藏人音乐历史的讨论，也主要透过历史关系与跨文化关系来进行。例如埃林森（Ter Ellingson）的论文《印度文化对藏人音乐的影响》（1982[5]），克鲁斯里－霍兰德的文章《藏族与美洲土著》（1967[6]）。克鲁斯里－霍兰德在其专著《藏人传说故事中的乐器》（1982[7]）中，提出乐器研究的新方法，并讨论藏族乐器的制作材料和演奏方式。尽管只是描述了六种常用乐器，然其提供的素材相当丰富，在追寻其历史渊源的同时也讨论乐器表演与宗教思想之间的关联。 　　藏人宗教音乐引起大多数西方学者的关注，除了概述性的文本（如Crossley-Holland, 1967[8]；Wong，1987[9]），亦有相当深刻的专著出现。例如埃林森的《曼陀罗之声：藏人仪式音乐的观念和声音结构》（1979[10]）全方位讨论了藏人宗教音乐，不仅涉及到音乐音响还论及其起源、历史、表演特征、传播方式以及文化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