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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和马基雅维思帝王术比较研究 　　韩非，中国先秦时期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其思想集中体现在《韩非子》一书系统提出的法、术、势相依而治的帝王统治理论中。马基雅维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代表作有主要探索救国之道与统治之术的《君主论》及其他几部著作。表面看来，二者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但经过仔细分析我们发现：二者的帝王术理论中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同时又各具特色。对它们作一番比较是有意义的。 　　 　　帝王术理论中的共性 　　韩非与马基雅维里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政治思想家，但是总体上他们都是面临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严重形势，在迫切希求自己祖国强大的动机下提出各自的政治理论的。这使得他们的帝王术理论有以下几个显著的共性。 　　（一）他们的帝王术理论都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并有丰富的历史经验作参考依据 　　对人性的研究是战国时诸子百家都十分关注的问题，大体有性恶论与性善论两种主张。以往法家较推崇“性恶论”，把趋利避害视为人的本性。韩非继承了这些并有所发扬。他说：“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1在韩非看来，好逸恶劳、天生懒惰、自私自利、好利恶害，是人的本性。人的一切社会关系无非就是个人的利害关系，无处不表现出人的自私自利性。因此，人们思想行为的惟一动机、目的和内容就在于利之所在。为了说明这一点，韩非还列举了大量事例来予以证实。正是在人性恶的基础上他才提出了系统的帝王统治术的。在他看来，既然人类的利己是一切社会关系赖以联系的纽带，是人们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那么帝王的统治就只能从此前提出发，才有可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否则就不能对症下药了。 　　马基雅维里的政治观也是建立在自利人性论的基础上，他同样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成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关于人性，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的、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害、追逐利益的。当你对他们有好处的时候，他们是整个儿属于你的。”可是当他的需要即将来临的时候，“他们就背弃你了”2。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人都有追求自己的快乐、幸福、荣誉和物质利益等欲望，这种欲望是与生俱来的，又是贪得无厌的，是人们一切行为的动力。由于人们能力有限而又欲望无穷，便只有采取虚假、伪善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不满、妒嫉、忿愤、贪婪的竞争和厮杀皆应运而生。这些结论是在他观察了意大利和佛罗伦萨的那些野心勃勃和厚颜无耻的厮杀以及为了争权夺利而进行的冷酷谋算后得出的。他曾借别人的口说：“你们只要对人类的行为留神观察就会看到：所有那些获得了巨大权势、取得了大量财富的人，不是运用暴力就是运用欺骗的手法。”而不愿意这样干的人则“总是陷于受奴役和贫困的处境”3。与韩非同样，马基雅维里也特别强调物质利益的追求在社会生活和人的行为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人们忘记父亲的死比忘记遗产的丧失还要快些”4。因此，他强调君主的统治必须建立在了解这种特点的基础上。 　　（二）从人性恶劣的特点出发，他们都主张帝王实行有效的统治应采取法、术、势三者相结合的方式，尤其推崇术治的作用 　　韩非十分强调法在治国理民中的作用，认为只有推行法治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他说：“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5在他看来，国君不可能事事亲自督查，但只要掌握了法治赏罚的关键，就会政令简明而君权不受侵害。他对法治的成效始终抱有坚定的信念：“度量信，则伯夷不失是，而盗跖不得非；法分明，则贤不得夺不肖，强不得侵弱，众不得暴寡。”6可见，以“法”为本是韩非所坚信的，在他的法、术、势理论体系中他是把它置于第一位的。其次，在韩非看来，君臣之间也是利害关系的结合，而人的贪欲又是非常强烈、永无满足，那么帝王最需要提防的便是与他打交道最多的臣子们的阴谋叛乱。由此他提出了帝王用来驾驭、使用和考察臣僚的种种“术”：“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7《韩非子》中有许多论“术”的专篇，《八经》中的“立道”一章还提出了许多用“术”的具体方法，诸如“挟知而问”“除阴奸”“作斗以散朋觉”“渐更以离通比”等等，有些术的冷酷程度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以至于近年来有不少学者明确指出：“术”是韩非思想的核心，韩非是典型的术家而不是法家8。姑且不论在韩非的理论中，“法”与“术”孰轻孰重，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帝王“术”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其韬术也是极尽智巧的。再者，在韩非的理论中，“势”是帝王实行统治的前提、制服众人的法宝：“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9他曾把君王的势比作深渊，把臣民比作鱼，认为君王有了这个深渊才能把臣民圈在渊中，为自己所用，否则就会有生亡国灭的危险10。可见，韩非把势看作是帝王主宰国家必备的工具。既然势如此重要，韩非便不断告诫统治者要千方百计地保持势重的地位。总之，《韩非子